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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烈他们本来就不知道这事，又没有准备，当然很危险。”

萧永战冷冰冰地说，“但是不放香饵，钓不了大鱼。现在道上都知道是东兴动手在先，我们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是，战哥，我明白了。”

“多给那些兄弟几个安家费，这件事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是……”

窗户外传来了发动机的声音，萧永战起身来到门口，看着那辆深蓝色的汽车调头朝西南方向开去，红色的尾灯在雨雾和即将消退的夜色中显得朦胧而迷离，渐渐地消失在了远处。

萧永战用手指轻轻刮着指甲上干成了黑红色的血渍——那是从阿烈的伤口中沾上的血，它们就这样牢牢地沾满了他两只手，好象不能洗干净。萧永战身体里的裂伤突然变得非常痛，他大笑起来——

阿烈，我们俩算是扯平了吗？

1999年的夏天，离这两个男人生命中最黑暗的岁月，还有六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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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沙漏

“止血带！快！”

我冲一个满脸灰尘的列兵大声吼到，他手忙脚乱地在医务箱里翻了一会儿，傻乎乎地抬起头：“没、没有了，卫生员同志！”

“我不是卫生员，小朋友，我是医生！快去给我找吗啡！”

他急急忙忙穿过担架队，冲进了库房。我撕下床单，勒在伤员的大腿上。他膝盖以下被弹片削断了，暗红色的肉像海绵一样翻卷出来，白色的骨渣插在上面，血不停地向外涌。这可怜的人疯狂地扭动着身子，痛苦地大叫。布条儿几次滑落下来，我的双手被弄得全是血，粘乎乎的！我咬牙切齿地喊起来：“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谁来帮我压住他！”

旁边一个蹲着的小个子丢下手里的工作跑过来，他钢盔上落满了炮灰，脏兮兮的，不过倒非常有劲儿。

从上个月开始，德国人像就像撒豆子一样把一百多万颗炮弹倾泻在了这坐落于伏尔加河畔的城市里，所有的建筑都被炸塌了，碎砖破瓦堵满了每一条街道，居民们寻找地下室藏身，士兵在近郊城外筑起的工事里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医务兵每天都从前线抬下无数血肉模糊的伤员，药品的消耗量惊人，让我怀疑还能不能撑过一个星期。

我们利用一家饭店的酒窖改建成这个临时医院，里面躺满了肢体残缺或者气若游丝的伤患，空气里永远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和腐败的恶臭。几盏暗淡的煤油灯挂在四面墙上，呻吟和哀号一直没有中断过，每天都有人咽气，尸体只能草草埋进墓地里，这跟我以前在私人诊所里当外科医生时过的日子比起来，简直是地狱。

拉沃夫·彼得罗维奇，列文·奥博朗斯基和我是这座医院里仅有的三个活着的医生。军队中的医务兵已经有不少在前方的炮火中牺牲，还好共青团培养了几万名姑娘，让她们成为卫生员和护士。不过由于伤员一天比一天多，每个医院的人手从半个月前开始就很短缺，于是我常常像刚才一样使出全身力气来与病人“搏斗”

。

用布条勒紧血管之后，断肢的出血量减少了，那个笨手笨脚的列兵也拿着一支针药跑回来。我给这个伤员注射了麻醉剂，让他安静下来，然后简单地为他消了毒，包扎好。

“把他抬走，小朋友。”

我满头大汗地对年轻的列兵说，“让他躺在重伤员里面。”

“好的，卫生员同志。”

我懒得再去纠正他，只是看着那张失血过多的脸：那是一张多么年轻的脸啊，还带着稚气！但我知道如果再没有药品送来，或许他就像很多人一样死伤口感染和败血症。即使已经见过太多的死亡，我还是忍不住难过。

尽快收拾好感伤的情绪，我对刚才过来帮忙的小个子士兵说了声谢谢。

“哦，这没什么，医生。”

伴随着柔和的嗓音，“她”

摘下钢盔，“希望我没有让他二度受伤。”

我看到一头漂亮的栗色短发和一双如同泉水般的深蓝色眼睛，虽然脸上沾满了黑色和黄色的灰土，但还是可以看出美丽动人的轮廓；那身染着黑色血污的军服上，依稀能分辨出一块白底红十字的标志。

“你是军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