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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下部分之间增加了中部，即以周拴妮、穗子和周庆凡等人物为聚焦点的重要叙事段落。或者更具体地说，补全了之前隐而不彰的以周拴妮为中心的乡村生活部分，而这些，原本是在“我”

的叙事视野之外的。事实上，在这一部分中，小说几乎把上部里发生的故事从不同角度重新讲述了一遍。比如，周启明来信打离婚的段落，便从穗子的视角详尽地呈现了出来，而在这个过程中，穗子的情感变化更为细致。在整个中部之中，“我”

此生最大的对手周拴妮的成长轨迹也体现得更加翔实。这对于占据话语主导地位的“我”

的视角，显然构成了一种反拨和挑战。

因此，相对于“我”

的独断来说，这或许才是真正的敞开方式，有利于打开家族内部历史的多维空间。因为在《金枝》的初版本中，如邵丽自己所言的，“我”

的心灵深处“也未必不是以维护家庭、拒绝闯入者的方式，强调自己的存在和力量”

邵丽：《我的父亲母亲——〈金枝〉创作谈》，《收获》微信公众号，2021年1月4日。。倘若初版中的“我”

还是过分强调自己的存在和力量，过分“自我”

的话，那么随着“全本”

中穗子和拴妮子的故事的全面展开，于“我”

而言，也更充分地获得了一次人物共情的契机。毕竟，共情的由来恰恰在于对生活侧面的充分展示。充分的展现，进而获得理解与认同，这不正是共情机制所发生的核心环节吗？

比如在这部分中，有一段穗子给死去的莲二婶哭坟的段落，小说在此既是对穗子一生悲苦的同情式的表述，也是对偶然听到的女婿刘复来的情感教育。“倒插门”

的刘复来，原本并没放弃通过高考进城，去实践与过往恋人的约定，然而当他无意间偷听到穗子一生的秘密时，他被她曾经的煎熬深深震动了，一时间不禁感慨，自己曾经的那点事，又算得了什么呢？这种由对他者故事的重新获悉而实现的思想转变，恰恰是“我”

的叙事无法呈现的隐秘侧面。同样，面对刘复来，更充分的展现出现在周雁来的文章《刘复来》中。这篇借人物之口叙述的段落，某种程度上便是对此前一直被忽略的刘复来的人物聚焦。由此得以交代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包括他那不足为外人道的隐忍与不堪，他被扼杀的理想和被斩断的情思。知晓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理解他的艰难与不易，也是为了制造我们与他共情的某种契机。

从这个角度来看，小说最后“我”

的释然也就顺理成章了。“我”

母亲和穗子不过是一体两面的同一个人。她们的争与不争，就像白天和黑夜的轮回，就像负阴抱阳的万物，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不过是两者的姿态和位置不同而已。而“我”

和拴妮子不也是一样吗？“我虚张声势的强大，她无所畏惧的坚韧。她不屈不挠地跋涉，我无可奈何地退让。一个父亲衍生出的两个家庭，高低贵贱，谁胜谁负，最终的成败又有多少意义呢？”

邵丽：《金枝（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第433页。对啊，谁不是一辈子啊！在那漫长的时间里，被如石磨一般的忧愁沉沉压住？所有的人都在执守自己的妄念，耗尽短暂的一生。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梦到金子，那火苗一样闪闪发光的金子？“金子真的会跑，它活泼泼地跳跃着与我周旋。”

邵丽：《金枝（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第133页。

消解恨意，实现理解和沟通，肯定个体的价值，最终落实到亲情与爱，这是邵丽执着表达的重点所在。“这世上，人心隔肚皮，每个人都有倒不出的苦水，每个人的腔子里又包藏着多少不肯示人的秘密。”

邵丽：《金枝（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第307页。亲情和血缘只是一个方面，充分理解之后的共情，才是人与人之间理解和沟通的更朴素的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小说里的林树苗所说的，“家族的每个人都是一部小说”

，“每一个人，都没辜负这一生”

。邵丽：《金枝（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第416页。因此在邵丽这里，不仅仅是要跳出“我”

的视野，去全面认识家族里的每一个人，从而实现最后的宽容与和解，更重要的是，每一位个体的价值都应该得到最后的肯定，这才是家族和解之外最大的意义所在，而后者不仅仅关乎家族以及狭隘的亲情伦理，更关乎着自我与世界、自我和他者这一更普遍的伦理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金枝（全本）》所论及的和解，就不仅仅涉及家族成员之间的宽容和理解，也包含了试图跨越城乡界限，在不同阶级之间建立一种休戚与共的命运感。此外，和解的最大意义在于，从自我出发，去倾听他者的声音，实现对个体价值的肯定和理解，这也是小说超越了家族叙事局限的重要意义所在。是的，正是这样，小说里的人物，“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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