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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前文所述，基于“人情”

和“血缘”

关系，《金枝（全本）》里“一个家庭的两个阶级，城市和乡村的两种阶级”

，最终实现了家族所期盼的和解。这也难怪，和解，自然是所有小说的理想结局。当然，曾经积蓄的怨怼与恨意，其消失的过程可能也并没有那么顺遂。这一点恰如作者所说的，“即使后来所谓的理解、放下和宽容，也难免不会有终于雪耻的痛快。这就使原本高尚的情感，变得面目可疑”

。更为透彻的心灵剖析，早已体现在邵丽这篇题为《我的父亲母亲》的创作谈之中：

家族矛盾在“我”

这一代持续酝酿，最后达到高潮。以“我”

的视角看来，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伤害，经由岁月的蒸馏和记忆的过滤，在心中反复酝酿，早已以一种平稳沉静的方式改变了它们原本的面目。这恰恰才是我最纠结的心理矛盾之所在，很难以简单的悲剧二字来定义。而真正的原谅、诚恳的和解，在作品中却迟迟未到。也许“我”

只是想以公开寻求某种公正，而不是真正的原谅和救赎。毕竟认真说来，爱与恨是情感的两个极端，一切贪嗔痴慢疑皆在其中，游离转化变幻万千，一时的亲情冲动就握手言和，难免显得草率。生与死则是生命的两个极端，人生短暂，云烟过眼，时间最是残酷也最是公平。邵丽：《我的父亲母亲——〈金枝〉创作谈》，《收获》微信公众号，2021年1月4日。

在此，邵丽其实超越了略显狭隘的家族，在更高的意义上强调个人在时代中的沉浮。“抛却家庭和个人的情感，我觉得唯一不应该遗忘的是个人在时代中的沉浮，那种走投无路的悲怆和艰难，才最值得一大哭。”

邵丽：《我的父亲母亲——〈金枝〉创作谈》，《收获》微信公众号，2021年1月4日。因此对小说而言，重要的其实不是以亲情的名义去强行和解，一味强调所谓的放下和宽容，而是客观地呈现家族中每一个人的艰难与不易，以共情的方式去理解每一个个体，聆听他们的情感和歌哭。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冲决“我”

的渺小和独断。

这便不得不谈到小说的叙事视角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金枝（全本）》对第一人称的选择，并非出于一种纯粹的形式主义偏好，而是基于视角的考量。小说以“我”

——周语同的口吻展开叙述，从父亲之死开始写起，叙述七十六岁的周启明的去世，由此引出这个家族的复杂面貌。在此，“我”

的引入，显然制造了一种别开生面的观察视角。这一点如研究者所分析的，“这种内聚型的最大特点是能充分敞开人物的内心世界，淋漓尽致地表现人物激烈的内心冲突和漫无边际的思绪”

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28页。。这种“内聚型”

视角虽视野有限，但小说强烈的代入感，使其携带的情感亲切动人。这种亲切感之中，显然包含着作者的自我情感投射：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周语同隐约有着邵丽本人的情感痕迹，由此作家得以打开自我倾诉的闸门，获得一次坦诚向内、省思自我的叙事契机。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被人称为“杜鹃泣血之作”

。

然而有趣的是，从小说上部紧接着的第二部分开始，故事跳出了“我”

的限制，以穗子为叙事起点回溯六十年前的婚礼，由此开启了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依次叙述小说里所涉及的家族各色人物。读者原本以为，小说会以多重第一人称的实验性方式，制造关于家族往事的“罗生门式”

的历史之谜。然而，小说并非如此，而是以第三人称叙事为主，间或夹杂着与“我”

（周语同）感同身受的情感细节，通过叙事的多重聚焦，以多焦点多角度的叙事铺陈，让不同人物在事件细节的反复讲述中彼此照亮，从而打破自我与世界的界限。这不仅让整个历史、让家族的往事更加清晰，这种彼此照见的“互文性”

，也是冲决“我”

的独断性，促进历史和解的关键环节。

相较于出版于2021年的《金枝》初版本，最近的《金枝（全本）》在叙事的多重聚焦上贯彻得更加彻底。从后者来看，这不仅是版本的不同，而是一个全新的作品。在“全本”

中，除了个别字句的改写、扩写与重写（比如几乎将所有的间接引语都改成了直接引语）之外，小说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在于人物聚焦点的显著增加。相较于《金枝》初版本，“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