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宝霖 袁崇焕杂考（第4页）
呢？
二、袁崇焕自万历四十七举进士以来，只有在天启七年七月才“南还”
一次，“秋草正离离”
，正是点明节令。其时，陈策已死六年了，何来“相别”
呢？
三、细味诗中“慷慨同仇日，间关百战时”
两句，崇焕必须在饱经战阵，出没枪林弹雨之后，才能写得出来，万历四十七年至泰昌元年（公元162o）崇焕在福建邵武令任内，没有领兵上阵；万历四十七之前，崇焕还未出仕，更不可能“间关百战间”
，诗的内容和袁崇焕在陈策阵记亡之前的生活实际不符。
四、袁崇焕在出仕之前，有没有可能和陈策“相别”
呢？不可能。万历十四年至二十五年，陈策为广州左卫所镇抚、恩阳守备、广州海防参将，均在广州附近，即使能和袁崇焕“相别”
，但不是“南还”
，况且陈策其时不是“总戎”
，袁崇焕其时只有三岁至十四岁，决无“相别”
之理。万历二十五至四十七年，陈策从征“倭寇”
于朝鲜，征杨应龙于贵州，或镇抚于建南（在湖北利川县西北与四川庄县交界处）而其时袁崇焕无辽东、川黔、湖广行迹，相见无由，更谈不上相别了。
袁崇焕的诗，流传极少，笔者多年搜求，连这伪诗在内，仅得十五。这诗写得极好，很不忍心把它割爱，我很希望有人把诗题中的“陈翼所”
三字证明是刻误或印误，把这诗的创作权归之于一身系天下安危而被冤杀的袁崇焕。
六、关于反间计
清人设反间计促使崇祯杀袁崇焕，史家多有叙及。计由谁出？《明史袁崇焕传》说：“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
语焉不详。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三年》说：“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付与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榜式、达海监收，至是回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霖按：指皇太极）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作耳语云：”
今日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庚戌，纵杨太监归。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帝，遂执袁崇焕下狱。”
《东华录》说计出清太宗皇太极，时间在后金攻北京之时。
清乾隆时宗室昭梿的《啸园杂录》卷一《设间诛袁崇焕》条，所记与《东华录》略同。《清史稿鲍承先传》载反间事亦同，言清太宗授承先以秘计。梁启《袁督师传》第九节《袁督师之冤狱》记设间事本之《东华录》，并指明“乃上计也”
。金庸先生《袁崇焕评传》十二节详叙设间一事，文内指明“皇太极心生一计”
（霖按：指反间计），又说鲍承先、宁完我二人依照皇太极所授的妙计定的，但是计出于皇太极呢？还是有人献计给皇太极、皇太极采纳而行之呢？上述诸书都没有叙及。
黄宗羲《南雷文约》卷一《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说：
己巳（霖按：崇祯二年，公元1629）之冬，大安口失守，兵锋直指阙下，崇焕提援师至。先是，崇焕守宁远，大兵屡攻不得志，太祖患之，范相国文程时为京章。谓太祖曰：“昔汉王用陈平之计，间楚君臣，使项羽卒疑范增而去楚，今独不可踵其故智乎？”
太祖善之，使人掠得小阉数人，置之帐后，佯欲杀之。范相乃曰：“袁督师既许献城，则此辈皆吾臣子，不必杀也。”
阴纵之去，阉人得是语密闻于上，上颔之，而举朝不知也。崇焕战东便门，颇得利，然兵已疲甚，约束诸将不妄战，且请入城少憩，上大疑焉，复召对，缒城以入，下之诏狱。
据此，反间计之谋，出自范文程。虽然文中有把太宗误作太祖，范文程留遵化（据《清史稿·范文程传》）而误作文程至北京城下，但黄宗羲说反间计出范文程却是正确的，因为从张宸的《范文程传》中可以得到印证。《范文程传》云：“京章范文程亦进密策，令纵反间去崇焕”
（［民国］《东莞县志·袁崇焕传》引）黄宗羲一向身处江南，耳目不接，他的话是否可靠呢？黄宗羲虽然身处江南，但他曾怂恿他的学生万斯同帮助王鸿绪修《明史》，万斯同有机会见到清政府的档案材料，范文程献反间计的事，大概是万斯同告诉他的。［民国］《东莞县志》的主修人陈伯陶在光绪间曾为史馆总纂，所以他能见到张宸的《范文程传》。黄宗羲的话既然可靠，那么，范文程献反间计于皇太极一事，可补史书之遗。
历来谈到清人设反间计杀袁崇焕之事大白于天下的，都说始自《明史袁崇焕传》。如昭梿的《啸园杂录》卷一《设间诛袁崇焕》条说：“时记载家但以崇焕功高，杀之太过，而不知其枉，至本朝修《明史》，本文庙实录为崇焕传，其故始白。”
金庸先生在《袁崇焕评传》第十三节中注四说；袁崇焕的冤狱，到清乾隆年间才得以真相大白。《明史》完成于乾隆四年七月，其中《袁崇焕传》中，根据清方的档案记录，直言皇太极如何用反间计的经过。乾隆帝隔了几十年，才读到《明史》中关于袁崇焕的记载，对袁的遭遇很是同情，下旨查察袁崇焕有无子孙，结果查到只有旁系的远房子孙，乾隆便封了他们一些小官，那已是乾隆四十八年的事了。
以我所知，说清人设间杀袁崇焕的第一人，是广东人屈大均（当然最早记载此事的，是修清《太宗实录》的清代史臣或作《范文程传》的张宸，但《太宗实录》或《范文程传》非一般人所能见，故不论列）。屈大均《再吊袁督师》诗说：
劳臣遭反间，蠢尔善愚人。马喋三韩血，旗扬九塞尘。丸泥难守险，集羽意摧轮。一自钃镂赐，无人更致身。
（《翁山诗外》卷七《再吊袁督师》五之一）
屈大均另有一《吊袁督师》诗，汪宗衍先生大作《屈翁山年谱》中记载大均作于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东出榆关（略）吊袁督师废垒》之时，这组诗既称“再吊”
，当作于《吊袁督师》后不久。比《明史》的成书早八十一年。
其次，是黄宗羲。黄宗羲在《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中详细记载范文程献反间计的详细情况。（已见上引）黄宗羲在这个神道碑铭里说：“辛未岁。余至新安，公（霖按：指墓主钱龙锡）之孙柏龄以碑铭见属，余不辞而为之。”
辛未，即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黄宗羲说出清人设间事，比《明史》成书早四十八年。
「金庸按：杨宝霖先生的考据信而有征，博学鸿儒，非浅涉史籍之小说作者所及。上述意见，将在《碧血剑》下次修订时加入。对杨先生的指教十分感谢。」
按：杨先生此文成于1985年，当时某些地名至今大部分已有改变，如东莞县已成为东莞市（地级），石碣公社改称石碣镇，附城公社易名东城区等等，但保留学术文章本貌，乃是对作者的尊重，故一仍其旧，不作任何改动。&1t;divid="nett_tip">最新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