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集权的顶峰（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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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摺（zhe）”

。疏呢，由通政司进行收进，交内票拟；摺呢，不用通政司，而用“奏事处”

收进，不再交内拟指，改由皇帝在军机处看着军机大臣拟办，立刻用御朱批，批好了直接由军机处的职员抄写、封，不经过内，更不经过各部，力图保密又迅。

雍正采纳了张廷玉的建议，由此开始，军机处成为了全国最高和最重要的部门。

雍正有张廷玉等人在军机处，每陪伴办公。张廷玉自己又是保和殿大学士，所以张廷玉不仅有关军机的“要事”

，由张廷玉以军机大臣的资格当面秉承雍正的旨意迅执行，一般日常的“常事”

，张廷玉也要向雍正解释奏章与“内票拟”

的内容，等候雍正“乾纲独断”

。

但是在如此的君主专制的集权制之下，“会议”

这种方式也不是绝对没有的。在努尔哈赤的时候，当时就已经有五大臣、十札尔固齐。皇太极的时候将理政听讼大臣增加为十六人，副大臣也增为十六人。

入关后，清承明制，遇到重要的大事常常交给“九卿科道”

杂议。九卿呢，并不只是当初的太常寺、鸿胪寺等等，还包括六部的尚书。科道呢，就是都察院之下的各科（吏、户、礼、兵、刑、工）的“给事中”

与各道的监察御史。

遇到大官被弹劾或者对外要采取军事行动，事情要交给“王大臣”

去讨论，讨论后用书面报告给皇帝，皇帝来做最后的决定。

雍正我们之前说过能力极强，甚至在人事角度，对于其父玄烨和儿子弘历要优秀不少，不仅对全国政务了如指掌，而且很知道底下各督抚的能力如何，时常赏识一些督抚以下的小官。

各督抚之中，例如李卫啊、田文镜啊、王士俊啊这些，都是小官。

李卫之前说过，捐班出身，在雍正即位之初不过是个户部郎中，不到三年，雍正赏识他成为了浙江巡抚，“兼理两浙盐政”

，两年以后又升为浙江总督，雍正十年以后，升任刑部尚书。

田文镜呢，汉军正旗人，和李卫同为捐班出身，办事十分卖力，一意替雍正增加税收，对人民也确确实实有刻薄的一面。

王士俊出身正途，是个翰林，一直被雍正提拔为“东河总督兼河南巡抚”

，在雍正十年继田文镜之任，本以弹劾田文镜而出名，但是在继任后，作风和田如出一辙。

田和王二人在河南垦了不少荒，垦荒本来不是坏事，但是这田文镜急于求治，雷厉风行，州县官员呢，被迫于二人的政令，让人民按亩征税，甚至“坟墓之侧、河堤所在”

也要收税。

二人敢于干事而且不贪污，这也是事实，田文镜在清查山东钱粮的时候，查出亏损二百余万两，向雍正报告说是因为“火耗太重，私派太多”

，老百姓的确没有能力按年交纳清楚。

火耗和加派，一方面是老百姓的沉重负担，另一方面也是上面官员的“油水”

，毕竟当时的知府，一个月的俸禄只有几两银子。

山西的有一位诺敏，向雍正提出一个“火耗归公”

的建议，准备让各州、各县每年把所收的“耗银”

，押到布政使司的司库，总督巡抚提出二十万两弥补亏空，其余当做养廉银。

雍正的“王大臣”

讨论了一番，同意了诺敏的建议，后来，不仅在山西，全国各都有了这样的“养廉银”

，但终清一朝，火耗仍然存在。

雍正的税收制度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但是他确实是很想替百姓减少负担的。

在财政方面，雍正最出名的一招，我们之前提过一嘴：摊丁入亩。就是将康熙五十一年定下来的康熙五十年的丁银（人头税）强行摊入田租（土税）里面，也叫“丁粮合一”

。不仅减少了程序，而且以后只有拥有田产的人才需要出丁粮，没有田产的人不仅不用出田租，连丁银也可以直接免了，的确是一项惠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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