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山东大学的这些年（第2页）

，郑春主持“当前社会文学生产的实证研究”

，张学军主持“文学经典在当前社会的传播、接受和影响研究”

，刘方政主持“非主流文学生态研究”

。直接参与项目调查研究的有叶诚生、丛新强、谢锡文、史建国、马兵、国家玮、程鸿彬、唐锡光、王小舒，等等，有40多人。

到2015年10月，这个项目完成结项，举办了一次研讨会，出版了《当前社会“文学生活”

调查研究》一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还专门发布新闻，在学界产生较大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山大还专门设立了“文学生活馆”

（谢锡文和侯滢是主持人），为学校提供一个文学阅读交流的场所，还经常举办面向普通市民的文学讲座。如今山大北门一进去，就看到“文学生活馆”

，那个牌子还是我题写的。

我在山大做过的第四件事，就是编写语文教材。我2011年9月到山大，2012年10月，教育部就聘任我为义务教育语文统编教材的总主编。教材编写比我想象要艰难，各方面都有要求，社会关注度还很高，动辄会引发网上热议，很多精力要做各种平衡、协调和“灭火”

的工作。我经常要回北京开会，讨论修改稿子。2016年义教的语文教材编完，不想再干了，又经不住教育部再三动员，接着又要编高中语文统编教材。这一干就是十一年。一直到现在（2024年春），这项工作还没有完。而山大校方和文学院，对我这项工作始终是支持的。2018年某一天，山大樊丽明校长还特地到我办公室来看我。我汇报了教材编写的情况，说这也是属于山大的科研成果。

山大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有深厚的历史积淀，闻一多、老舍、沈从文、梁实秋都曾在山大（或者前身青岛大学）任教，1950年代又有刘泮溪先生开设新文学课程，还专门讲授过“鲁迅研究”

，那都是开风气之先的。后来又有孙昌熙、孔范今、黄万华等先生，在现代文学、鲁迅研究和海外华文文学方面都做出过重大贡献。邀请我去山大，最初也是黄万华与郑春老师他们提议的。

郑春教授的父亲是广东梅县客家人，可是不会说客家话。我总想在他魁梧的身上找到某些客家人的“因子”

，结果很失望。不过我和他很说得来，他也给我很多帮助，包括生活上的帮助。他在现代作家作品研究，特别是留学生文化背景的考察方面，有专深的成果。长期担任教学行政工作，对他的专业是有些耽误的。我宽慰他说，学者做教学科研管理，也是一种贡献，应当有成就感。

和我交集较多的是黄万华教授，我和他都住南院。深夜，小区安静了，从我的窗口望去，还能见到黄老师住室的灯光。他总是那么辛劳钻研，说他是文学院的“劳动模范”

，恰如其分。黄老师当过知青，经历过苦难，后来在泉州华侨大学当老师。也许因为侨乡的缘故，他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作为自己的主业。他做学问很扎实，尽可能靠第一手资料说话，就成年累月浸泡在史料查找中。甚至自费去国外查找资料。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这一块，黄万华教授掌握的资料最多，也最权威。20世纪80年代后期，黄老师还未来山大。山大有位老师到上海图书馆查找资料，有的未找到。工作人员对他说，你可以找黄万华，他的资料多。这位老师就联系了黄万华，得到帮助。后来山大现当代学科就决定联系调动黄万华来山大。孔范金教授退休后，黄万华就成为学科的带头人。

黄万华老师著作很多，包括“台湾文学史”

“香港文学史”

“海外华文文学史”

，后来又汇集出版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时空，自然有各种政治变革带来的影响，这也是“三史”

研究的难度和特殊意义。在这个领域，黄万华教授毫无疑问是全国领先的。我去山大不久，黄老师要退休了，我曾找过校长，希望像黄老师这样比较有影响的学者，退休能延缓几年。可惜未能获准。黄老师自己则无所谓，继续做他的学问，几乎每隔一两年就有一种新著出版。

杜泽逊教授也是给我较多帮助的。我认识他比较晚，2015年暑期，我把家搬回北京。山大那边还有课，每隔一两周就从北京去济南集中上课。而杜老师是2018年担任文学院院长的。他希望我能续聘，而且酬金比以前高出两倍。我考虑年纪大了，北京这边还要为教育部编中小学语文教材，精力照顾不过来，就婉拒了，答应改聘为“兼任讲席教授”

，不再授课，只负责带博士生。杜泽逊教授也尊重我的决定。他出任文学院长，实施一些改革措施，主要是调动教师的主动性，活跃学术氛围，有时找我商量，我都是支持的。我还把著名学者龚鹏程先生推荐给山大。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温儒敏谈读书》，杜泽逊教授和办公室主任沈文老师还专程到北京参加该书的发布会，很让我感动的。记得我们还在王府井的一家饭店聚会，谈得很畅快。杜老师是非常有实力的古文献学家。对他这一行我不熟悉，但很景仰。他参加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等大型古籍的编纂工作，主持过《清人著述总目》《清史·典籍志》《五经正义》等古籍的整理。最近又在主持《永乐大典》存卷的综合整理研究。这些都是功德无量的学术工程。杜泽逊教授真是那种把学术当作自己的志业的幸福的学人！他的科研任务如此繁重，还能出任文学院院长，双肩挑，真不容易。

山大文学院很多老师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曾繁仁先生担任过山大校长和党委书记，还曾经被教育部委派到北大督导过工作，我们又都参加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彼此很熟悉。我来山大，显然也是他支持的。曾先生从校长职务上退下来后，全力投入“生态美学”

的研究，现在山大在这个领域已经成为全国文艺美学界的一个亮点。我和曾老师平时见面不多，也就是在一些学术活动上见到，会聊上几句。他对我在山大的工作生活是很关心的。当我说决定不再续聘时，他似乎有些感伤，说山大留不住人！

张学军、刘方政、贺仲明、叶诚生、丛新强、马兵、史建国、国家玮、程鸿彬、谢锡文、沈文，还有不在一个教研室的，等等，各有其学术专长与成就，这个学术共同体是很和谐、团结的，没有文人相轻和某些单位常见的“互卷”

现象，没有傲气凌人的脾气。有时我们也会找个由头聚餐，主要是说说话。山东人很讲礼节，如何排座，如何敬酒，都有讲究。我刚去是不懂“酒过三巡”

，一开始就举杯，还闹过笑话。在这个“大家庭”

里，我常感到暖意。

我在山大任教，如果算到现今，已经十二年。2011年到2015年，我住在济南，在山大南院，也有五年。那时山大聘任的一级教授有13位，文学院有盛宁先生和我。可是大多数一级教授都不住在济南，只是有课或有活动时才来学校。而我是搬家到此地过日子的。课不多，也较少应酬，那是难得的安宁的日子。至今我还经常想起南院的居家生活，想起闵子骞路的菜摊，想起山大校园的小树林，想起我在知新楼的办公室，想起学人大厦，想起和老师同学一起的那些情景。

很庆幸，到晚年，我生命中还会有山大这一段难忘的经历。

2023年11月初稿

2024年2月22日修改弁言

笔者在学术撰著之余，不时也写些随笔小品之类，有的发表在报刊上，有的则随写随弃，丛残多失。近得河南文艺出版社垂爱，要给我出个随笔集，我不揣谫陋，选其61篇，缀辑为一册。

收在本集的文字大部分是“写人”

的，写亲人、老师、同事、友朋，等等。其中写到四十多位学界人物，主要是北大学者，是我曾聆教或共事过的。写作和编辑这些篇札，总会想起许多旧事，不免感怀，所以起名《师友感旧录》。

年岁大了，记性又不好，对故旧的回想难免零星而模糊，亦限闻见所及，最其要略，写出来也只是印象式的短制，并非全人的评说。许多篇目又都是即兴之作，并无预定的计划。最早的写于1990年；最晚的，写于几天前，本书即将交付出版之时。选择写谁，怎么排列，也没有一定标准。不过所写的人物大都是我所敬佩，让我感怀，或觉得有情趣的。其中写到的许多老师和亲友都已经过世，收编这些文字，颇有时光流逝、日月其除之感。

因为所写人物大都是北大中文系的学者，编集时又补充了几篇与北大及中文系有关的史述性文章。这些文章有的是根据讲座整理的，还有的是十多年前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时所写，收进本书时做了些许修改和补充。这些“记事”

和“写人”

配合，也许能呈现数十年来学界与北大的某些光影。

还有几篇自叙，别次于后。这几篇收进本书时有过犹疑，我本人的经历很普通，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但文中写到我的成长，以及我向前辈学人请益求教的一些情形，庶几符合“感旧录”

的题中之义。

我学识荒漏，这些文字也未必多么好，却也自勉无须汗颜，写作过程自有怀想、感恩、寄托或抒情，所谓负日之暄，自足之外，亦可作闲聊之谈资吧。

本书多篇文字曾在一些报刊发表，少数篇章曾收在《书香五院》和《燕园困学记》两集中，收进本书时有改动。若读者已经读过，有炒冷饭之嫌，那我是要表示歉意的。

2023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