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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廌师友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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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北大研究生三年(第2页)

1981年我留校任教,1984至1987年又继续从王瑶师读博士生。那是北大中文系第一届博士,全系只有我与陈平原两人。我先后当了王瑶先生两届入室弟子,被先生的烟丝香味熏了七年,真是人生的福气。1989年5月先生75岁寿辰,师友镜春园聚会祝寿,我曾写诗一首致贺:“吾师七五秩,著书百千章,俊迈有王瑶先生与研究生。右起:王瑶、钱理群、陈平原、温儒敏

卓识,文史周万象,陶诗味多酌,鲁风更称扬,玉树发清华,惠秀溢四方,耆年尚怀国,拳拳赤子肠,镜园不寂寞,及门长相望,寸草春晖愿,吾师寿且康。”

当时先生身体不错,兴致盎然的,万万想不到半年之后就突然过世了。

读研期间给我帮助最大的还有严家炎和乐黛云两位老师。

那时还没有学分制,不像现在,研究生指定了许多必修课。这在管理上可能不规范,但更有自由度,适合个性化学习。除了政治课,我们只有历史系的“中国现代史专题”

是必须上的,其他都是任选。老师要求我们主要就是读书,先熟悉基本材料,对现代文学史轮廓和重要的文学现象有大致的了解。也没有指定书目,现代文学三十年,大部分作家代表作以及相关评论,都要广泛涉猎,寻找历史感。钱理群比我们有经验,他把王瑶文学史的注释中所列举的许多作品和书目抄下来,顺藤摸瓜,一本一本地看。我们觉得这个办法好,如法炮制。我被推为研究生班的班长,主要任务就是到图书馆借书。那时研究生很受优待,可以直接进入书库,一借就是几十本,有时库本也可以拿出来,大家轮着看。研究生阶段我们的读书量非常大,我采取浏览与精读结合,起码看过一千多种书。许多书虽然只是过过眼,有个大致了解,但也并非杂家那种“漫羡而无所归心”

,主轴就是感受文学史氛围。看来所谓打基础,读书没有足够的量是不行的。

读书报告制度那时就有了,不过我们更多的是“小班讲习”

,有点类似西方大学的Seminar,每位同学隔一段时间就要准备一次专题读书报告,拿到班上“开讲”

。大家围绕所讲内容展开讨论,然后王瑶、严家炎等老师评讲总结。老师看重的是有没有问题意识,以及材料是否足以支持论点,等等。如果是比较有见地的论点,就可能得到老师的鼓励与指引,形成论文。这种“集体会诊”

的办法,教会我们如何寻找课题,写好文章,并逐步发现自己,确定治学的理路。记得当时钱理群讲过周作人、胡风和路翎,吴福辉讲过张天翼与沙汀,凌宇讲过沈从文和抒情小说,赵园讲过俄罗斯文学与中国,陈山讲过新月派,我讲过郁达夫与老舍,等等。后来每位报告者都根据讲习写出论文发表,各人的学术发展,可以从当初的“小班讲习”

中找到源头。

那是个思想解放的年代,一切都来得那样新鲜,那样让人没法准备。当《今天》的朦胧诗在澡堂门口读报栏贴出时,我们除了惊讶,更受到冲击,议论纷纷,开始探讨文学多元共生的可能性;当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发表后,引起的争论就不只是文学的,更是道德的、政治的。什么真理标准讨论呀,校园选举呀,民主墙呀,行为艺术呀,萨特呀,弗洛伊德呀,“东方女性美”

呀……各种思潮蜂拥而起,极大地活跃着校园精神生活。我们得到了可以充分思考、选择的机会,对于人文学科的研究生来说,这种自由便是最肥沃的成长土壤。我们都受惠于那个年代。

难忘的还有研究生同学和当时的学习生活。我们读研时都已过“而立”

之年,有些快到“不惑”

,而且都是拖家带小有家庭的,重来学校过集体生活,困难很大。但大家非常珍惜这个机会,都很刻苦。每天一大早到食堂吃完馒头、咸菜和玉米粥,就到图书馆看书,下午、晚上没有课也是到图书馆,一天读书十二三个小时,是常有的。最难的是过外语关。我们大都是三十以上的中年了,学外语肯定要加倍付出。常看到晚上熄灯后还有人在走廊灯下背字典的。和我同住一室的任瑚琏,是现代汉语研究生,原来学俄语,现在却要过英语关,他采取的“魔鬼训练法”

,宿舍各个角落都贴满他的英语生词字条,和女友见面也禁止汉语交谈,据说有一回边走路边背英语还碰到电线杆,幸亏他那很厚的近视眼镜没有打碎。果然不到一年他就读写全能。

我们那时大都还是拿工资,钱很少,又两地分居,除了吃饭穿衣,不敢有别的什么消费。可是碰到好书,就顾不得许多,哪怕节衣缩食也得弄到。1981年《鲁迅全集》出版,60元一套,等于我一个月工资了,毫不犹豫就买下了,真是嗜书如命。那时文艺体育活动比较单调。砖头似的盒式录音机刚面世,倒是人手一件的时髦爱物,主要练习外语,有时也听听音乐。舞会开始流行了,我当过一两回看客,就再也没有去过。看电影是大家喜欢的,五道口北京语言学院常放一些“内部片”

,我们总想办法弄票,兴高采烈骑自行车去观赏。电视不像如今普及,要看还得到老师家里(后来29楼传达室也有了一台电视)。日本的《望乡》,记得我是到燕东园孙玉石老师家里看的。下午5点之后大家可以伸伸筋骨了,拔河比赛便经常在三角地一带举行,一大群“老童生”

那么灰头土脸卖力地鼓捣这种活动,又有那么多啦啦队在一旁当“粉丝”

喝彩,实在是有趣的图景。

那时好像并不太觉得艰苦,大家都充实而快乐,用现在的流行语说,“幸福度”

不低。记得吴福辉的表姐从加拿大回来探亲,到过29楼宿舍,一进门就慨叹“你们日子真苦”

,可是老吴回应说“不觉得苦,倒是快活”

。老吴每到周末就在宿舍放声唱歌,那东北味的男中音煞是好听,也真是快活。“不觉得苦”

可能和整体气氛有关,同学关系和谐,不同系的同学常交往,如同大家庭,彼此互相帮忙,很熟悉。后来知名的学者,如数学家张筑生,哲学家陈来,比较文学家张隆溪,外国文学家盛宁,经济学家梁小民、李庆云,历史学家刘文立,评论家曾镇南,古文字学家李家浩,书法家曹宝麟,语言学家马庆株,等等,都是当时29楼的居民,许多活动也一起参加。张筑生是北大授予学位的第一位博士,非常出色的数学家,可惜英年早逝,我至今还能想起他常来中文系宿舍,蹲在地上煮“小灶”

的情形。中文系宿舍紧靠29楼东头,老钱、老吴、凌宇和张国风住202,他们每天晚上熄灯后都躺在床上侃大山,聊读书,谈人生,这也是课堂与图书馆作业的延伸吧。有时为了一个观点他们可以吵得很“凶”

,特别是凌宇,有湘西人的豪气,声响如雷,我们在隔壁都受干扰,但是大家从来没有真正伤过和气。几十年来,我们这些同学在各自领域都取得显著成绩,大家的治学理路不同,甚至还可能有些分歧,但彼此又都保持着北大29楼形成的友谊,这是最值得骄傲和珍惜的。

2008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