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 我们说（第4页）

。他们连普通的爱情都不及，因为对于金玉玺来说，他步步为营，每一步都是计算出来的。他看似坚强，其实内心软弱，在真正的利益得失选择面前，他甚至会出卖别人，他的软弱之处更可憎，“讨饶的样子，跟李庆余的软弱有什么两样？”

但是，如果有“隐在故事背后的、更深刻的写作所指”

的话，那就是我们应该设身处地地试着理解金玉玺。他并不是一个坏人，也不是例外，他是我们每一个人，他所代表的就是我们的人性。

张莉：您的作品打动人心的魅力之一，就是深刻并坦率地剖析了人性。

郑州大学的刘宏志教授在《邵丽小说研究》里指出：“《我的生存质量》中的叙述者深刻的地方在于，她批判的刀锋，并没有仅仅指向别人，也指向了自己。”

小说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描述之一，是当“我”

在北京三○一医院遇到曾对自家有深恩的省委老领导的夫人时的所思、所想、所为。可以说，您对自我灵魂如此深刻而真实的剖析，将对人性的批判深度拓宽到了更高的层面。如此坦率地呈现自我镜像，绝对有独特的性情和豁达超然的品境做支撑。这种写作风格，您觉得和哪位作家最相似？

邵丽：至于这样的写作风格与哪位作家最相似，我还真想不起来。也许性情使然，也许被写作的激情推动。其实这部作品我是比较放开的，这既是给读者一个交代，也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如果没有这样的宣泄，或者像上面所说的倾诉，我真的不知道会不会走过来。真正打开自己的内心，把最隐秘、最难以言说的东西酣畅淋漓地表达出来，反而让我卸下很重的包袱，甚至可以说获得了新生。因为那种反思是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我的工作、生活、爱情、婚姻、家庭、友谊……几乎是全方位的扫描。可能对于中国的作家来说，这样的写作风格有点另类。

不可否认的是，我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比较大。俄罗斯作家那种弥赛亚情结，以及他们对自己内心的自省，是我非常钦羡的。也许在那样的时候、那样的情景里，觉得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表达自己的内心吧！

张莉：“卸下包袱，获得新生”

，如此表达自己的写作心态，很有意味。就像是一只在黑暗、孤独的地下独自孕育了许久时间的蝉，在恰当的时机破壳变身，深情、真诚地唱出自己的生命之歌，倾诉着无法言说的秘密……通观您的作品，不论内容、手法和意味，确实存在着明显的转型。刘宏志教授在《从小情感到大叙事》中，细致地论述并分析了您的创作转型现象。您能谈谈背后的原因吗？

邵丽：我下去挂职前后，写作风格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那是生活内容发生变化的结果。我过去的生活和基层生活对比，的确有很大的落差，这些东西必然会反映在作品里。而且，对于一个行走在路上的作家，不停地摸索、寻求突破是对自身必然的要求。我过去的作品是唯美的，叙事力求精致和克制。也有评论家说，我的“挂职系列”

将作品质量降低了一个维度，但是对于现实主义写作，作品中的现实状态不可模糊，否则就如同一个时期的先锋写作，绕开真实，落地现实就见苍白无力，被称为见光死。

张莉：好的作品都来自生活。我觉得，您的“挂职系列”

作品将过日子的“接地气”

和写作的“精致与克制”

很好地融合了，从而开出独具特色的花。无论是叙述视角的多维化、叙述结构的复杂化，还是叙事线索的多层化，以及叙事人称的灵活化等，都给人耳目一新、表达特别到位的感觉。尤其是在《我的生活质量》里，您的叙事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写法，有大量的议论夹杂进来。作品最后关于生命意义的直抒胸臆，更像是散文的一种表达方法，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小说表达方式。然而，这段感言并没有引起读者对“说教的厌恶”

，恰恰相反，叙述者的生命慨叹带给读者的，是深深的共鸣和感动。请问，这种书写，是要呈现独特的叙事的技巧，还是您觉得必须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最真实地呈现生活的本相并充分表达您对个人经历的感悟？

邵丽：这部作品可以讲是生活和情感的一次倾泻，之所以采用这个方式，其实是不得不如此，那种浓烈的情感以及强烈的感受喷薄而出。如果有人认为这不是一部小说，我觉得也可以理解。

张莉：确实，《我的生活质量》以“浓烈的情感以及强烈的感受”

触动了读者内心最温柔之处，很多细节的描写和感情的抒发让人叹服不已。作品给我的感觉是一部传记、一篇日记。它是一个睿智的清醒之人对生命和生活彻悟之后的深情絮语；更是一个有文学灵性和悟性的作者呈现给读者的生命真相。小说以朴实的语言，平静、豁达、幽默而深情地表述了“我”

在生命之路上遇见的每一个普通人，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和生老病死，感人至深。

关于“悟”

，您曾说过，“我们那一代人的青春期，完全是靠着自身的悟性度过的，没有人指导我们，更不会有人帮助并抚慰我们。”

特殊年代里的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使您那一代人的青春如此不同。您能分享一个关于您自我成长和自我觉悟的故事吗？而这些来自生活的启示和感触，又给您的文学创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邵丽：很难详细地描述自己的青少年时期，那是从物质到精神都极度贫乏的时期。当然，那种贫乏是后来才知道的，就当时而言，觉得每天都很充实，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什么作业啊，学习啊，都没人过问。父母总是无休止地开会，整晚整晚地把我们扔在家里。记忆里妈妈除了让我们吃饱穿暖，从没有时间爱抚过我们。我们几乎没有在课堂里受过正规教育，我们的教材都是工农兵参与编写的，课文大多都是政治性的内容，应该属于“儿童不宜”

的。好在我的姨父母是20世纪50年代的高才生，他们拥有大量的藏书，很多中外名著诸如《红楼梦》《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都是在小学三年级以前似懂非懂地啃完的。

实事求是地说，在那样的环境里，虽然课本上的知识读得少，可社会知识却很丰富。我们过早地了解社会、参与社会，过早地读懂大人的心事，也因此承担不应该由我们承担的社会重压。比如，我在六岁的时候，用铅笔划破了一张领袖像，导致我父亲受牵连，父亲打了我。我们父女为此一辈子没有解开心里的疙瘩，没有和解。很多年里，我也因此而孤独，而孤独往往会成为文学的导师。

张莉：“学习”

一直都由课堂和课下组成，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更重要。

不得不承认，作家一般都有常人所不具备的特殊资质，比如能从小事中看到并体悟人生和人性的黑洞。的确，孤独让我们睁开“心眼”

去看世态人生，从此领悟与众不同。尤其是当这份孤独是由亲人或者自己看重的人造成的时候，那是一种无法言语的痛。台湾作家白先勇先生曾在《第六只手指》里说，抗战时期，他大约八岁至九岁的时候，因为得了肺病，家里人看见他，吓得躲得远远的。为了防止传染，他被隔离起来，关在重庆李子坝的一个小山坡上的小屋里。抗战胜利后，全家回到上海，他还是一个人被发配到上海郊外去养病。被囚禁的三年里，从未有过真正的访客，只有明姐偷偷去探望过他两次。这样的经历，让白先勇变得孤独、伤感、多疑而忧郁。而且，这些特质影响着他成年后的创作底色和风格。

无独有偶，《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小的时候，有一次他母亲临睡前，忘了亲吻他，普鲁斯特哀痛欲绝，认为被母亲遗弃，竟至终身耿耿于怀。在有些人看来，这未免小题大做。然而，从心理学角度说，往往是一些看似平淡的细节，却能影响人的终生。而一个人幼年时心灵所受的创伤，有时是无法治愈的。对世界和亲人的陌生感，会让小孩子宁可独自哭泣，也不愿再轻易选择信任和倾诉。

很感动，您能如此坦诚地给我们诉说曾经的往事，尤其是童年时期的“政治事件”

。

在《一只怀旧的候鸟》里，您谈到之所以突然喜欢写作，与您的怀旧情绪有直接关系，而这种怀旧情绪，是与生俱来的。在您早期的散文《纸裙子》里，对林林总总的往事的怀旧，已初步呈现出细腻、敏锐、深情、睿智的写作风格。其中，您对生活过往琐事的记忆能力让人惊叹。这些散落的细节，您是否出于怀旧的本能，不经意却深刻记忆，因而它们成为您日后写作的丰富储备？这种难以明说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具有的下意识的记忆能力，是否可以理解为您所说的“与生俱来的怀旧情绪”

？

邵丽：喜欢怀旧的人大多是比较敏感，甚至是比较孤独颓废的。我自己就是一个典型的保守主义者，我喜欢往后看。我用“突然喜欢写作”

未必恰当，其实，每个人都揣着一个文学梦。从认识字开始，谁不想把自己的故事和心情写下来呢？

至于“下意识的记忆”

能力，这我得承认，不是每个人都能具有的。虽然不是每个作家都具有，但我觉得这是大部分作家的一项独特能力。就我个人而言，我的记忆力并不是很强，或者换句话说不是所有东西都记得，有些人见了好几次面都不记得，以至常常闹得很尴尬。但对某些需要记住的东西，哪怕四五岁时的事情我都记得清清楚楚。那不是故意筛选的、具有文学意义的事情，但那些事情一定异于一般的、泛泛的琐事，最终它会变成文学的事情。

同时我还得承认，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的作品的底蕴是悲观的，我从来没有享受过彻头彻尾的快乐，即使描写最快乐的事情，也有悲观的底子在。这可能跟我从小受《红楼梦》的影响有关吧。

张莉：感受到了虚无，悲观不请自来，但依然选择认真和坦诚；明白终究一场大梦，所以才更洒脱、认真。所以，您的“悲观”

，是温暖的。

也正因如此，您在作品里不仅关注每一个阶层并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同时，也最大限度地、细腻而真诚地向读者呈现您自己的心灵世界，这非常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