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任晓雯的姑妄言（第1页）
与任晓雯的姑妄言
邵丽：晓雯，通过阅读，你成了我眼里的“另类”
作家。怎么说呢，这种“另类”
，却是对“另类”
的一个反动。大致上，之前对你的写作有个判断——这是一位创作观念和创作手法都比较前卫的年轻作家，相较于传统写作，可算作“另类”
了。但《浮生二十一章》读后，我知道，自己的判断必须修正了。这本集子在艺术上的新颖自不待言，而真正触动我的，更是你对于那些历史，以及沉浮于历史中的细节的还原能力，人物、情景、语言、环境等，真的是让人一边看一边不免产生疑虑，甚而怀疑这怎么可能是一位年轻作家的作品。这就非常了不起了，使得你从普遍的对于年轻作家的“定见”
中被区别了出来，所以我说，你成了“另类”
之中的“另类”
。你的小说语言既一派天成，又有着丰厚的艺术感染力，并且“不事声张”
。我想知道的是，作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这种能力你觉得是更多地得益于天赋还是后天的训练，抑或是日积月累的储备呢？
任晓雯：天赋很重要。写小说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天赋。我从小发展过各种兴趣爱好，没一样坚持下来，也没一样做到过出色。我高中读的还是理科班，物理化学都在市、区一级得过奖，但那是靠努力做题得来的。
直到后来，我接触了文学，才知道有天赋是什么感觉。在有天赋的领域，随随便便就上手了，随随便便就能做出点样子。我中学时代没读过什么像样的文学作品，进大学后随便看了点现代诗，就写起诗歌来，各种现代主义风格模仿一遍。很快又开始写小说。还没搞明白小说是怎么回事，就稀里糊涂地发表和得奖了。
那时约莫二十来岁，我沾沾自喜，心高气傲，只喜欢跟古灵精怪的才子才女打交道。现在回头看这些人，有的早就不写了，有的还在写，但也面目平庸了。多可惜啊，才华摆在那里，居然没了下文。而我自己呢，说实在的，天赋也没到多惊人的地步，又因着种种损耗，有那么几年也差点丢弃写作。
总结一下走弯路的教训，很大原因就是自认为有天赋。天赋让人有“一切很容易”
的错觉，而世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有了天赋，还要专注；有了专注，还得刻苦。年轻时老是以为，没才华才需要刻苦。尤其搞文学的，刻苦仿佛成了平庸的同义词。但其实文学史上的大家，很多是刻苦自律的，只是人们不愿意关注这些无趣的部分罢了。
日复一日做同一件事情，就像在用整个生命跑一场马拉松，若没有保持恰当速度和呼吸的意志力，是到不了终点的。我后悔自己在二十多岁时看不透这个道理，但也庆幸在三十几岁后明白了这个道理。
邵丽：《浮生二十一章》显然是一个充满了中国况味的命名。庄子说“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这是典型的东方式哲学，将其兑现为美学的表达，实际上是有很大难度的。因为，让抽象归于具象，就是一个将虚无定下秩序的过程，这很难，但你做到了，我将其视为有自己独特的“写作秩序”
。在你的笔下，那些人物所包含着的精神性元素不是浮于表面的，而且也不是孤立的，都呈现出充分的内在感，并且与尘世发生着千丝万缕的缠绕。我觉得，这才是让小说回到了它的本意，小说不是抽象的精神，它必须落脚在尘世的物理与人情。
任晓雯：给您这么一评说，感觉《浮生二十一章》好像确实有点写意画般的东方意味。其实最初酝酿这个系列时，脑中浮现的范本是《米格尔大街》《都柏林人》《小城畸人》之类的。但因字数限制在一篇两千字，没法像一般小说那么铺陈开来，所以只能简笔而成。但在细节处理上，我还是采用了西方小说技巧，也即如你所说的，“落脚在尘世的物理与人情”
。
我想这是小说的根本。小说最终呈现的都是具象，不存在抽象派小说。连勇于探索形式的先锋派作家罗伯·格里耶都承认：“所有作家都认为自己是现实主义者。从没人说自己是抽象派、印象派、空想派、幻想派……如果所有作家都聚在同一面大旗之下，他们并不会就现实主义达成共识，只会用他们各执一词的现实主义互相厮杀。”
（《为了一种新小说》）
从阅读和评论的角度，小说呈现的是某种沉降过程，“让抽象归于具象，一个将虚无定下秩序的过程”
。而创作的过程实则是反向的，从具象出发，从细节开始编织。这种编织受到作者观念的引导，从而自然呈现出某种秩序，就是您说的“写作秩序”
。我一直很谨慎，不想把观念放到台面上，只是暗暗希望优秀的读者能够读懂它们。
邵丽：以我对你的阅读，可不可以这样认为，《浮生二十一章》所呈现的小说观念，也是你创作《好人宋没用》的起点？
任晓雯：这两本书属于我同一阶段的作品，对语言、文体、主题的观念确实是一脉相承的。
邵丽：读《好人宋没用》是在北京评茅盾文学奖时，一个年轻的女作家，书写得如此老到，如此古风雅韵，的确是令人眼前一亮。这部长篇让人拿起了就很难放下，在我看来，就是有着一种黏附读者的魅力。同样，即使是在这部四十多万字的作品中，你所表达的，依然还是一个“浮”
字，这个“浮”
，还是基于我们传统的生命况味——人在宏大的时光中漂流，是“这一个”
，也是“那一个”
，彼此休戚与共，构成了我们对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