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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家的父亲

《金枝》当然可以看作是一部家族小说。邵丽写了周家五代人的故事，五代人就像是一株一百多年的大树，枝繁叶茂。邵丽把这株大树的根系交代得风吹雨打，这是家族小说的基本构成。但邵丽所讲述的这个家族故事却有一个非常特别之处，即这个家族的男人几乎都采取了舍弃家庭的行为。第一代周同尧是叙述者的太祖父，他与太祖母生了个儿子周秉正，因为不满这是包办婚姻，便舍弃家庭跑出去参加革命了。第二代周秉正则为周家留下了两个儿子周启明和周启善，但这照样挡不住他要逃离家庭的愿望，他的逃离自然也是奔着革命去的，但他最终与家族彻底失去联系，有传说他在战斗中牺牲了，也有传说他去了海外。第三代周启明和周启善都是各自在十几岁的青春年华里悄悄从家庭出走，去追寻在革命队伍里的爷爷周同尧了，其中周启明逃离家庭时才十五岁，正在县城的中学读书，家里的长辈迫不及待地为他许下一门亲事，并连哄带骗地让他完婚，他是在根本还不知道他已经成为父亲的情形下逃离家庭的。尽管父亲出走在家族叙事中并不是一个新鲜事，许多家族小说，特别是反映革命历史的家族小说，经常会有一个逃离封建家庭投奔革命的年轻人形象，但是，像邵丽这样干脆将一个家族在某一时段里的父亲们全都写成是舍弃家庭的父亲，还是引起我极大的惊奇。我相信，这一构思本身就值得我们讨论。

父亲是男子的一种特定身份，有了子女的男子被称为其子女的父亲，父亲与子女具有血缘关系，这也决定了父亲在家庭中的身份定位和职责。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特别有赖于家庭的稳固性，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建立在家庭稳定的基础之上的，为了维持家庭的稳固性，便强化了父亲的权威，并由此建立起以父权为中心、以伦理原则为核心的宗法制度。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就是建立在宗法、人伦的基础之上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人伦关系扩大为维系社会秩序的最高准则，父亲因此具备了超血缘的意义，父亲代表着历史，也代表着威权。可以说，中国的社会制度就是一种父权制度，在社会的最小单位“家庭”

里，父亲是最高的主宰者；而在国家层面，皇帝则是一个最大的“父亲”

，主宰着国家的一切。父权主宰的历史延续了上千年，也曾有过辉煌，但到了清末便陷入衰落的颓境之中，它将中国带到了灭亡的边缘。革命的风暴摧毁了封建旧王朝，但新社会的建立仍然有一条漫长的道路要走，在这个过程中，批判以父权制为中心的旧文化便成为新文学的首要任务。作家们的批判矛头自然对准了封建旧家庭中的父亲，父亲成为专制的符号，如巴金笔下的高老太爷，他要求高家所有人都要绝对服从他的意志，他逼着自己的孩子读“四书”

“五经”

，把家庭变成了一个封建专制的堡垒。高老太爷是《家》中的父亲，他成了现代文学中的一个典型形象。类似的父亲形象，还有曹禺《雷雨》中的周朴园、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捷三，等等。但是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年轻的一代不愿成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更不愿成为“高老太爷”

式的父亲，他们为了摆脱旧家庭的束缚，便毅然逃离家庭，投奔革命。在现代文学中同样有着大量的离家出走的年轻人形象，这些年轻人形象多半成了代表新时代的革命者。他们在革命中自由恋爱，组建起新的家庭。于是，我们在革命叙事中看到了另一种父亲形象，即代表革命时代的新的父亲形象。父亲成为英雄的化身。父亲作为革命历史的象征，这构成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题材和战争题材的主旋律。当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由于革命政治理念对个人家庭的忽略，当时的文学作品相应地也忽略了对父亲的具体身份的书写，而是强调作为革命事业的父辈们。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家族小说的兴起，才有了非常具体的英雄父亲形象，如邓一光的《我是太阳》中的关山林。

这样，我们就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看到了两种类型的父亲形象，一类是代表封建旧家庭的父亲形象，一类是代表革命的充满英雄主义精神的父亲形象。这两类父亲形象并没有关联。但邵丽的《金枝》却通过三代弃家的父亲，反复提醒人们注意，这两类父亲形象是有关联的，他们来自同一个家族，他们有着同样的文化血脉。

周启明十五岁就逃离旧家庭参加了革命，可是他不能像当年众多的热血青年那样干净利落地与旧家庭决裂，因为他在旧家庭里还留下一段短暂的婚姻。但他决裂之心很坚定，革命胜利后仍不回家，只将要离婚的信不断往家寄，终于他离婚了，他重新在革命队伍里自由恋爱，组成了新的家庭。他以为这样就与旧家庭了断了，哪承想，就是这段短暂的婚姻，他在家里留下了一个孩子，从此他再也甩不开家族的羁绊。周启明是邵丽所塑造的一个具有新的认识价值的父亲形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对父亲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审视的过程，从“审父”

到“弑父”

，到“无父”

，到“祭父”

，我们通过父亲，不断地深化了对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理解。周启明便是这一认识链条中延伸出来的又一环节。周启明这一形象特别凸显了父亲与家族割舍不断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是血缘上的，也是文化上的。血缘上的关系更多涉及父亲的伦理和情感，而文化上的关系则深深影响到父亲的思想言行乃至世界观。尽管邵丽主要是从情感的角度去书写父亲，但我们仍能感觉到家族和传统文化在她情感深处的涌动。亲人们看重他，无论是新家庭中的亲人，还是旧家庭里不被他承认的妻子和女儿，在大家的眼里，他是一个父亲，他要担当起父亲的责任。这也揭示出一个事实，父权的理念仍然是家庭伦理关系的核心。

周启明这一形象还给了我更多的联想。我想到应该怎么认识革命与传统的关系。革命是要推翻旧制度，包括以父权为中心的旧的家庭制度，革命终于达到了目的，旧的制度被推翻。但维系旧制度的父权理念并不会因此便烟消云散，事实上它仍然顽强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里，甚至革命本身也容纳了父权。也就是说，过去父权是依托于家族，随着革命的胜利，家族制度逐渐衰落，父权便依托于革命。有很多迹象，都可以看作是父权向革命的转移。比如，周语同小时候被父亲周启明溺爱有加，但有一次她在父亲办公室里随意涂抹了报纸上的政治领导人的合影照，她因此被父亲严加惩罚。这次遭遇的结果是周语同的“幸福童年便戛然而止”

。后来周语同则是这样来认识自己父亲的：“高度政治化的认知，让父亲心理严重变形，抑或可以说是变态。”

从家族到革命，这是一个未完成形态的历史进程，当我们将父亲置于这样一个未完成形态中来考察的话，我们会对他有更多的理解、叹息和宽容。这也是我阅读《金枝》后得到的启发。

庆凡这个人物设计同样颇有深意。庆凡是周启明奶奶收留的一个贫穷家孩子，奶奶视他为周家的亲生孩子，是周启明和周启善所尊敬的大哥。庆凡心怀感恩，对周家十分忠诚。后来，周家仅仅留下他一个男人，周启明的奶奶和母亲都是由他照看，特别难得的是，他悉心照料着被周启明遗弃的妻子穗子和女儿周拴妮。庆凡这个人物形象，彰显了父亲在家庭中的责任和担当。周启明断然舍弃家庭，也就意味着他推卸掉了作为父亲应有的责任和担当。庆凡无怨无悔地承担起一个父亲在周家应有的职责。要知道，庆凡与周家并无血缘关系，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感恩的行为，但如果仅仅是为了感恩，庆凡不会做得那么的自然、实诚。探寻庆凡内心，我们会读到一个质朴的乡下男人对于家的敬畏和忠诚。他觉得他是周家的人，所以他要为这个家“守着”

，哪怕他在周家忙忙碌碌一辈子也没过上好日子，他也心甘情愿。他把周拴妮当成亲闺女对待，周拴妮叫庆凡“大大”

，她与大大最亲。庆凡去世，周拴妮悲痛欲绝，“哭了三天，水米不进”

。庆凡对于周拴妮而言，是给了她一个实在的、温暖的家的环境，她的成长才有了保障。庆凡这一形象展现了父亲的责任和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