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节（第2页）

“当然使得！官府说出去的话，岂可不作数！上次轻轻放过吴家，是给何博士面子，他们还接着胡闹，何博士那里也无法说话。此事苏通判不方便出面，县里来定就好了。”

杜中宵点了点头，便转过话题，殷勤向两人劝酒。这种事情点到即止，一直问个不休，反而让人生厌。说来讽刺，哪怕杜中宵想出再多的办法与“其香居”

竞争，效果也不如范镇一句话管用。民岂能够与官斗，只要能让官府站在自己一边，那就立于不败之地了。以前吴克久嚣张跋扈，给他底气的归根到底也不是掌控韩家的衣食，而是官府站在他的一边。现在官换了，官府的立场换了，主动权自然也就换了。

见杜中宵主动不再提酒楼的事，为人乖巧，梅尧臣和范镇都暗暗点头。市井生意人，难免只盯着眼前的蝇头小利，但读书人不该如此。政权用高官厚禄吸引百姓读书做官，但读书人不可钻到钱眼里，这是时代的主流，正是这一对纠结在一起的矛盾构成了时代的主题。

此时的读书人与后来的士绅是有区别的，与明清相比俸禄和待遇更高，但置产的少。官员最常见的是带着一大家子四处游宦，老来才会在一个地方安下家来，继续供下一代科考。便如梅尧臣，他老家在宣城，但自小随着叔父梅询游宦，并没有固家产业。父亲和兄弟在老家，靠着梅询接济，粗有产业，并不是十分大的家族。有一天他老了，大多也是在某个当过官的地方建个新家，开枝散叶。

读好了书，当了官，便就有了一切。当不了官，一切都成空，官员的一切都是在那个官身上。

谈了几句学问，不知不觉就把话题转到了此时最热门的话题，西北战事上。

梅尧臣道：“西北乱起，天下人人谈兵。这几年我花费无数心力，重注《孙子兵法》，书稿曾给景仁看过，不知你认为如何？”

范镇道：“历朝历代，注《孙子》者不乏其人。圣俞注《孙子》，别出机杼，又比前人详实，实为一大家。只是我书生，不知兵，圣俞有暇还是要给前方将帅看才是。”

梅尧臣道：“兵者诡道也，国之大事，不可不详查。前几年朝廷在西北将帅，多贪鄙无能，以致丧师失地，局势糜烂至此。如今朝廷用韩范二人为帅，韩相公锐意精进，可惜手下无人。范相公一心只要固守，裹足不前，平定西北哪里能看到影子！”

此时梅尧臣已对范仲淹不满，语气便就没有那么恭敬。他多次科场失意，西北战起，又把希望寄托在建功立业上，费了无数心血注《孙子兵法》。哪里知道托好友欧阳修向范仲淹举荐自己，却一点消息都没有，到西北建功立业也成了泡影。这种人最容易偏激，仕途上的不顺，化作对范仲淹的怀疑。

范镇多年在馆阁读书，与范仲淹等人交好，听了梅尧臣的话，只是打个哈哈。

梅尧臣饮一口酒，对杜中宵道：“小官人，西北战事可曾听说吗？”

杜中宵小心答道：“这种大事，街头巷尾人人议论，岂能不知。听说这几年朝廷连连败仗，党项愈发肆无忌惮，形势一天坏似一天。仗打不得，听人讲，朝廷上下都想议和了。”

梅尧臣叹了口气：“唉，奈何天下无人！党项蕞尔小邦，穷荒之地，却让西北糜烂至此！若是有深谋远虑之帅，何愁一鼓作气，灭此小丑！可惜，有心的无力，有力的又无心！”

杜中宵不知道梅尧臣说谁无力，说谁无心，不敢议论那些。想了想，才道：“在下不过是一个小地方的读书人，朝廷大政知道得不多。不过若说起两军交战，将帅固然重要，士卒同样不可小视。本县也驻有禁军就粮，平日里见他们，虽然衣着光鲜，器甲鲜明，却少了一种军队该有的杀气。说到底，军队本身不能打，纵然孙武再世，又能如何？史书上孙子试将，先斩宫女以正军纪，军容整肃，才有兵书上的各种奇谋妙计。一国之军，先要有军队的样子，才能谈得上战无不胜。”

梅尧臣最得意的是注《孙子兵法》，杜中宵这番话说出来，让他有些不快。

第39章杂谈

此时禁军已经糜烂，早不是建国时的那支精锐之师了。在杜中宵眼里，军纪松驰，所谓器甲鲜明只是客气而已，实际下层军士很多衣着破烂。这种军队，杜中宵看了都心中犯嘀咕，何谈打仗。

文人谈兵，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过于着眼于双方交战，把大多战事都归结于主帅的奇谋妙计。血凛凛的战场拼杀，非要硬向将帅智斗上凑，而忽略军队的基本建设。谈起军容军纪，便就是严刑酷法，舍此再无办法。建设文明之师，威武之师，他们根本就没有概念。

范镇见梅尧臣有些不高兴，道：“杜小官人说得也有道理。西北用兵数年，不只是没有剿灭元昊小丑，反而丧师失地，局面一天比一天更坏。禁军中多有名臣宿将，真讲起来，未必比党项人差到哪里。只是党项穷乡僻壤，士卒吃苦耐劳，军法又严，非中原大军可比。范相公和韩相公到西北，便就主张多用西北弓箭手，既省军费，与党项作战又强过禁军。”

杜中宵听了，只是推托一句自己不懂，便就住口不言。多用西北弓箭手，用边民当兵，还不是又回到了前朝羁縻边疆的老路上。无论是从兵源上，还是装备训练上，中央禁军都要强过边疆民兵，战力反倒不如他们，只能说明制度、指挥等一系列军队建设出了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改用边疆民兵，无非是饮鸩止渴。面对强敌只能努力提升边疆地区的军事实力，侥幸胜了，尾大不掉，一个处理不好，边疆民兵再次发展成新的动乱之源。现在叛乱的党项，最早不就是这么来的么。

这是边疆治理的老问题，不只是军事如此，政治、经济等等同样如此。而且环环相扣，几项因素互想影响，和平时期是中央的拖累包袱，一到动荡时期，就成为动乱之源。

其实对大宋来说，不只是西北，西南同样如此。地理条件不好，而且多蕃邦异族，独立性强，平时最经济的办法就是收买拉拢。一旦经济出现困难，收买不到位，或者那里出现野心，便起动乱。

多了一千年见识，杜中宵对这种事情见得多了，见怪不怪。真正解决边疆问题，除了肯花钱，更重要的是要有足够人力，特别是坚强的官吏队伍，持之以恒数十年的努力，才能见到成效。不过对于政权来说，那样做的代价和难度，远不如收买分化来得容易，等到出问题反正也是别人去背锅。

梅尧臣却是不依，与范镇长篇讨论起军事来，杜中宵也不插嘴。

文人们谈军事，有价值的是对历史战例的总结。他们大多熟悉历史，对战例信手拈来，说起来头头是道。至于分析总结的对不对，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真正细致的军队工作，比如组织、训练、编制等等，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对于军队管理，往往就滑到森严军纪一言不合就斩的杀杀杀上，让人感觉起来杀气腾腾。别说文人治军软，实际上文人为帅，往往对内比武将更加敢杀。

最后又说回西北前线，梅尧臣道：“我听曾去过前线的人讲，党项人军纪极严。数万人环聚，主帅举杯饮，众人才敢饮。若有人敢造次，立斩不赦。似此就非禁军可比。数十年未战，禁军军纪松驰，如何对付得了如此虎狼之师！以此观之，京城禁军——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