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议英雄是如何被抹黑的（第2页）
依旧存在谎报，“四汗”
就是皇太极，崇祯二年四月皇太极哪里攻打过宁远？
通观这两个武进士的报告，错落百出，最关键的错误就在于连束不的和察哈尔的关系都搞不清。其实，仔细分析这段记载的话，不难看出，这两个糊涂的武进士是把所有异族都看成一伙的。一边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的武断，一边又是请求“卒不及备，乘夜掩而杀之”
的贪功……
为什么袁崇焕要坚持卖米？细读袁崇焕的奏折，理由很清楚。不卖米喀喇沁肯定会彻底倒向后金，卖米则可以稍为笼络。在明朝应付一个后金都尚嫌吃力的情况下，难道还要坚决把喀喇沁推向敌人吗？“此时我兵马未备，只合笼络，俟修饬即周，且驱夷而用之，如不为我用，另有法以处”
。
束不的部于八月与后金结盟。这个结果的确说明袁崇焕的招抚政策失败，但是并不能代表三月袁崇焕的开市是错误的。因为其一这是为了减少敌人而应该做的努力。其二崇祯已经指令计口卖粮的情况下基本不存在资敌的可能，除非束不的宁可自己挨饿也要把粮食留给后金，但是从历史记载来看束不的确定与后金合作是八月的事，三月计口买来的米难道还能吃到八月吗？事实上，明末辽东每年收成的时间是六月，袁崇焕计口卖粮只可能供给束不的“不满万”
的人口到六月的口粮。皇太极之所以六月“议伐明”
，并令蒙古各部“预采木造船以备转饷”
，正是因为后金也已经得到了新的一年的收成，可以有军粮准备军事行动了。
4、后金是安然绕道蒙古吗？己巳之变的事实是，皇太极并未敢于倾巢而出。据《清太宗实录》记载“前出兵时，每牛录甲兵或二十人，或十五人，毁明国坚固边墙，长驱直入”
。后金每牛录的甲兵数是六十人，因此皇太极带随入口的兵力只是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一不到。为何后金精英尽出的孤军深入行动，还要留下三分之二的兵力看家？当然是为了防卫辽东的明军。
5、皇太极入口就等于宁锦防线报废了吗？恰好相反，当满清用事实证明了他已经具有戏弄整个明朝的实力后，唯有宁锦防线才使得他不敢深入中原太远太久，因为始终有一只他啃不下的铁骑威胁着他的大本营。而当崇祯十七年，宁锦防线的最后一道关口被满清占据后，就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他们席卷整个中原。
他这些错误里许多都是无法弥补的，比如东江镇，在他任命的一帮当了二十几年汉奸，投诚不过一年的人把持东江要职以后，这些人又重新投降了后金，最后兵变夺取了实权，后来有叛乱，并积极策反，所以东江被搞瘫痪了不说，连山东也叛乱，满清四个异姓王有三个出自这里，还有一个是袁大人手下吴三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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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我无数次指出****大佬故意混淆刘氏兄弟的忠奸区别后，他始终仍是要一如既往的把刘氏兄弟都打成汉奸。无它，篡改这段历史以求抹黑袁崇焕而已。
刘兴柞兄弟七人，初时的确从事于后金，刘兴柞更是被努尔哈赤收为女婿。但是到了崇祯年间，刘兴柞诈死逃到明朝，其余兄弟也随后从后金潜返明朝，成为东江将领。不可否认，刘氏兄弟是做过汉奸，时间虽然不是****大佬信口雌黄的二十多年，而是十年左右，但这也是无可更改的事实。可是，刘氏兄弟归明后的作为如何呢？七兄弟里事迹最著名的有刘兴柞、刘兴基、刘兴治，分别排行老二、老三、老五。袁崇焕在皮岛杀了毛文龙后，重编东江军为四协，任命刘兴柞为其中一协的统领。不久以后又将四协改为二协，刘兴柞仍旧担任其中一协的统领。需要指出的是，两次整编中，另有一位陈继盛也始终是协领一职。而且直到袁崇焕入狱，东江的最高负责人都是陈继盛，刘兴柞需要服从他的指挥。而陈继盛的身份则是毛文龙的岳父兼智囊——袁崇焕如此任命，显然是为了东江的军心安定。袁崇焕下狱后，孙承宗接任辽事，将刘兴柞调到了宁远，刘兴柞在皮岛的协领一职就由刘兴治接任。此后，刘兴柞运用自己熟知后金军中口令旗号的特长，取得了一次小规模战事的胜利，得到了朝廷的嘉奖。但是在接着的一场战斗中，身先士卒的刘兴柞误中流矢，阵亡在抗清第一线。此时，在皮岛的刘兴治也取得了一次获胜的战绩。但是之后在刘兴柞的祭奠仪式上，刘兴治以刘兴柞身后待遇不公为理由动兵变，杀了皮岛总指挥陈继盛和其属下一批军官。兵变生后，孙承宗派遣副总兵周文郁赴皮岛谈判。谈判的结果是朝廷妥协，刘兴治领皮岛兵事。之后，刘兴治又在一次战斗中小挫清军。但是几个月后，刘兴治再起叛乱，这一次的目的却是为了降清，此次叛乱中，刚被调回皮岛的刘兴基坚决反对，结果被刘兴治绑了起来毒打。刘兴治第二次皮岛叛乱的结果是，被旅顺派出的明军厘平。
通过以上简单叙述的历史，可以知道，刘氏兄弟虽然曾经做过汉奸，但是归明以后，至少刘兴柞和刘兴基是始终忠于明室的。而刘兴治在第二次叛乱前，也还没有投敌的想法。袁崇焕生前，重用的正是刘兴柞和刘兴基，前者为皮岛协领，后者被袁崇焕带在宁远随军。刘氏兄弟其余几位包括刘兴治在内，在袁崇焕掌辽之时，根本没有被赋予什么“要职”
。而****大佬却罔故事实，将刘氏七兄弟都称为汉奸，并把孙承宗任内的刘兴治得势叛乱也栽赃到袁崇焕头上，实质依旧是利用一般人不清楚这段事迹，肆意篡改历史抹黑袁崇焕。
2、再来说说满清四个异姓王的“三个”
。明军厘平刘兴治的第二次叛乱后，朝廷任命了原旅顺守将黄龙担任新一任东江总兵。黄龙在清理叛乱余党的时候，牵涉到了耿精忠（因为其弟参与叛乱），耿精忠因此与孔有德一起私逃到了登莱孙元化标下。本来这事也就这么过去了，但是崇祯四年大凌河之战爆后，孔有德被派去增援宁锦，路上却因缺饷强抢富户而兵变。由此，孔有德一路杀回登莱，耿精忠也随后叛变合流。孔耿此次叛乱被宁锦调来的辽东军杀败，两人带残部走水路投奔后金，却被黄龙与尚可喜在海路上狠狠的劫杀了一番。两年后，已经降清的孔耿又劝降了尚可喜，“山东三矿徒”
就此都成为了汉奸。这一段历史比刘氏兄弟的更清楚，这三人叛变完全是自身原因，和毛文龙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是大明朝亏待了他们。非要说的话，顶多只能说黄龙清理叛乱时打击面可能太大。但是，推荐黄龙为东江总兵的是孙元化，此时的蓟辽督师也已经是孙承宗。一句话，与袁崇焕全无关系。
3、吴三桂，袁崇焕死的时候他根本还没从军。
他耗费的银子砸进了锦州这个巨坑很难恢复，当锦州被修成了鸡肋后又是很难放弃的，最终明朝最后的家底“八总兵十三万人”
被人家“围点打援”
了，这些也是无法恢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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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袁崇焕耗费的银子很多吗？
《崇祯长编》卷15：“关内兵五万五千三百四十五员名，关外七万八千三百四十员名……今又三月，该银六十九万三千六百两。”
这是崇祯元年八月时山海关镇和辽东镇领取折色的计算数字，其中关内兵就是山海关驻军，关外兵就是宁锦驻军。从这条记载来看，两镇共有兵133，685人，3个月的饷银是6936oo两，平均每人的额定年饷是2o。75两，每万人就是2o。75万两。明末规定的募军额饷为每月银一两五钱，即一年18两。为何关宁军的数字略高呢？毛文龙《不平者五事》奏，内中提到宁远“月饷一两五钱，内丁二两四钱，加以食米五斗”
，《崇祯长编》卷2。内丁就是家丁，这也是明末军制的一种，即将领的亲兵，待遇略高于普遍士兵平均到全体士兵，总的饷银标准自然就达到了每人2o。75两。因此关，宁军的标准完全符合规章制度，袁崇焕何尝多要？不过明末全国财力枯竭，军队普遍欠饷，兵部优先保证关宁的饷粮罢了。即使是如此，崇祯元年七月宁远依旧欠饷四月，导致兵变，至八月袁崇焕上任，凭个人威信平定了叛乱。
《明史袁崇焕传》“崇焕在辽，与率教、大寿、可刚定兵制，渐及登莱、天津，及定东江兵制，合四镇兵十五万三千有奇，马八万一千有奇，岁费度支四百八十余万，减旧一百二十余万。帝嘉奖之。”
这里的四百八十万就是总计，包括本色（粮）和折色（银）。在毛文龙的东江塘报里，也多次提到东江的年饷是四十万，其中就是包括了二十万本色和二十折色。前面已经说过，每名士兵的平均年饷折色约为2o两，因此十五万三千士兵的年饷折色就是大约3oo万，以剩余军饷都为本色计，余下18o万就应当是本色。网上经常有人说的18o万石粮食（或者18o万本色）很可能就是如此而来。这个数字其实已经包含在48o万的总数里了，却往往被人把它拉了出来再算一遍。
但是，18o万本色这个数字其实是错误的，因为这个数字只是草率的把48o万的总数减去折色3oo万算出来的。按照毛文龙说的关宁军标准，15。3万军队每年的本色应当是91。8万，而如果精确计算人均年饷2o。75两的15。3万军队的总年饷，应当是317。5万两。这样，48o万的总数除了15。3万军队额定的41o万之外，还有7o万的数字似乎是多的。
这7o万是什么钱呢？明末除了正常的军饷外，先，还有打胜仗后的赏功银，比方袁崇焕刚到辽东上任时，锦州的祖大寿就带军打了一场黄泥洼小胜，这就是该钱赏功的；其次，还有购买军马、督造器械的专款；此外，还有临时增激励士气的内帑（皇帝私房钱****自然有益士气），以及将领官员的薪资等。在毛文龙的塘报中，可以看到天启五年东江收到的款项清单有“天启五年收鸿胪寺序班曹惟信解到户部凑处库银五万两；委官文土铭同百户孙安国解到京库找银一万两，并拔登银一万三千三百八十两九钱三分九毫八丝四忽，辽官月禀登京库银八千两；咨拨登抚节省银八千两；金吾卫千户郝国儒解到帑银九万三千九百七十七两，并先收过都司许武元在京动支买解到绸缎布匹等物银六千零二十二两，鸿胪寺序班李模解到借支太仆寺马价银五万两；司礼监太监****政等资到钦赏银四万两；津登委官俞明等解运到杂粮一十四万七千三百七十八石四斗，布一万七千八百九十四匹……”
其中“咨拨登抚节省银八千两；金吾卫千户郝国儒解到帑银九万三千九百七十七两，并先收过都司许武元在京动支买解到绸缎布匹等物银六千零二十二两，鸿胪寺序班李模解到借支太仆寺马价银五万两；司礼监太监****政等资到钦赏银四万两；”
这几笔，都是常规粮饷外的增。东江镇年饷四十万，仅天启五年收到的额外款项就有近二十万，可见袁崇焕属下年饷41o万的四镇，一年额外收到7o万也是在常理之中的。
另外，还应当注意到一个细节，崇祯元年八月仅山海关和辽东两镇，就有士兵13万3千多；次年六月袁崇焕杀了毛文龙后，整编东江军队是2万8千。如果单单把这两个数字加起来，就已经过了15万3千的总数了，难道天津和登莱驻扎的士兵是负数？其实，这是因为袁崇焕上任后，遵照崇祯旨意，在所辖地区执行了精兵汰将的兵制调整。考虑到这个因素，袁崇焕刚上任的前几个月，需要饷的士兵总数就不止15。3万，因此，这一年来，四镇额定放的粮饷总数也应当要大于41o万，即额外收到是不到7o万的，这个数字还要更小。而在这个更小的数字里，姑且算它是5o万吧，就包括了买马、筑城、督造装备、赏功、官员将领薪酬等各项开支。对比一下王在晋在天启二年提出的山海关筑重城计划需要的1oo万预算，很明显，袁崇焕一年的开销一点都不过分，因此《明史》如此记载“减旧一百二十余万。帝嘉奖之。”
顺便用另一项记载略作比较，天启七年十一月，总督仓场户部尚书苏茂相言：「京军岁放三百馀万石，今京、通二仓米止百二十六万九千五百七十三石，目前犹以旧积支吾，後将何继！锦衣卫官於万历间仅一万七千七百六十馀人，逆璫增积，见在三万六千三百六十馀人，多支米二十七万有奇。文思院匠官册七百五十三人，今增补，见在三千二百八十八人，多支米三万馀石：乞查覈」！上从之。（《崇祯实录》）
这段记载写明，京营每年放3oo余万石军饷。这里既然用了“石”
这个单位，显然只是粮食，即本色。也许由于户部银根短缺，京营是用粮食代银子的军饷，毛文龙在塘报中也说过旅顺的军饷他就是这样放的。但是不管怎样，京营的年饷至少是3oo万以上，似乎也就可以作为一个旁证了。
关于袁崇焕的军饷，还有一个很出名的数字就是12o万内帑。在崇祯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宁远兵变后，袁崇焕虽然凭一己之力将之平定，但十月初一锦州也生哗变。袁崇焕向朝廷请响——积欠74万＋马价银、抚赏银四万再加上8、9月分的共12o万，袁崇焕的确请了而且是在一般官员来看非常唐突的请“内帑”
，但关键是袁崇焕到手的是3o万！——出在《崇祯长编》卷14和《国榷》卷89关于崇祯元年十月己丑的记述，且在《烈皇小识》卷1里崇祯还是撂了狠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