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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郑州大学

1956年我从北京调入郑州大学，这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首先，郑州大学是一所新开办的大学，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旧的瓜葛；其次，北京俄专组织上给我说了不少安慰话，帮我安排了新的工作和新的生活。

我对中国共产党推倒三座大山、解放劳动大众这一人类的伟大事业佩服得五体投地，真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也曾想加入中国共产党，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但因自己各方面的条件都太差，所以一直不敢提出来，以免遭人耻笑。现在，由于懂得了党的政策，内心的幻想又萌动起来——我第一次向党支部提出入党申请。

我要求入党，自然要先经过审查。审查人员问我是否参加三青团问题，我一口回答，没有参加。后经多次认真回忆，我才模糊想到，读初一时（当时我十二岁），学校开过一个大会，主席台上铺了一面国民党的党旗，据说这就是集体入团仪式。会上谁讲的话，讲的什么，我脑子里一点儿印象也没有留下。关于是否参加三青团，我当时年龄小，又没有参加什么活动，我真的拿不准；而担任军训课区队长，那是值周时我每天早上都要站在全校师生的面前发号施令进行升旗仪式，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主教学楼中间的通道上挂有一块木牌，轮值区队长的名字写在上面。为了此事，我和审干人员没少磨牙，我也伤透了脑筋。从此，我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直至1979年右派改正，也顺便平反了我的历史问题。

受到这一毁灭性打击后，我明白了自己的历史地位：我不是时代要培养的人，今后不要胡思乱想，好好教书，有时间就搞点业务，没有时间就安贫乐道。

三年困难时期，大家都在搞饭吃，作为普通人家，我们当然也在为生存而奔忙。记得校党委书记当时在全校大会上做报告时说，郑州的粮食只能维持几天，号召大家少活动，吃过饭以后就躺在床上休息。我没有想到，现在竟弄到没有饭吃的地步，只是尽自己的能力设法郑州大学外文系俄语专业教工一起游览邙山渡过难关，如卖点东西，我卖过一件棉衣，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变卖自己的物品。大家过着半饥半饱的安静日子。

1962年至1964年这三年，生活相对平静。三年中，我读了一些书，发表了一些文章，出版了一些作品，像一般知识分子那样生活。我感到自然、轻松、愉快。

“文化大革命”

期间，我被安排到河南邓县一所五七干校。我很乐意去那里，因为我觉得当时的日子过得太无意义了。我带了一些业务书和诗词方面的经典作品，准备暇时学习，这一住就是两年多。我的生活过得如何？相对而言，我觉得还算不错：白天劳动，晚上读书，或做自己想做的事，既锻炼了身体，创造了财富，又补了功课，提高了水平，或遂了自己的心愿，何乐而不为？

1972年，政策已有明显改变，学校决定招生，但学生由基层推荐，所谓工农兵学员。既然要办学，就必须有教师，于是我们又有用了。1972年至1976年争斗仍然不断，但对学校影响不大，教学秩序均能保持正常。

1976年，“四人帮”

被粉碎，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各方面的工作可以有序地进行了。1977年冬季，全国各大专院校恢复招生，要补回过去被耽误的时间。全国工农业生产和各方面的工作又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教师也在尽力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不知道从何时起，也不知道从哪儿刮来一股暖风，我又日渐被人们重视起来。起初是让我担任了教研室副主任，后来又由群众选举、领导批准，担了教研室主任。工资也不断提高，职称也晋升了，先是晋升为副教授，后又晋升为教授，在学校都是第一批晋升的。关于三青团分队长的历史问题也平反了。当时弟弟给我来信并由当地政府开出证明，我的家庭成分由资产阶级改为城市中小工商业者，我也于1985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在教学方面的业绩也不少。早在1956年就有学生给教研室写信称赞我课讲得好。我开设的公开课，被邀请参加听课的外校讲授同类课程的教师，写信给教研室反映我的课讲得好：生动活泼，方式多样，印象深刻，效果好，宜推广。学校召开全校教学经验交流会，外语方面经常是指定由我发言介绍经验。郑州大学对作者的考评表

与业务有关的社会工作方面，我也不遗余力自愿承担。1958年暑假，第二砂轮厂需要培养留苏人员，请求郑州大学协助，支援教师，我主动请缨，免费授课，每周两至三次，自己乘公共汽车往返奔波。郑州市中苏友好协会所办俄语业余学校（夜校）需要俄语教师，经过党支部同意和友协试讲，我应聘担任，而且所得报酬全部交党支部，个人分文不留。

科研工作方面，我也十分努力，从不懈怠。我的处女作发表在《俄语学习》上，此后陆陆续续发表了二十余篇文章，其中绝大多数刊载在国内知名刊物上，如《世界文学》《莽原》《郑州大学学报》等。在此期间，独立或以我为主，出版过十余本译著，如《麦哲伦传》《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作者的河南省高等学校教师高级职务任职资格证书

我还一边教学，一边做外单位委托郑州大学完成的翻译工作。例如商务印书馆曾委托郑州大学外语系俄语教研室翻译《苏联历史百科全书》第十四卷。当时大家推举我和另一位教师担任总校对，后来那位教师转入其他系，总校对的任务由我一人担当，我如期完成了任务。后来这部书的部分内容因国际形势变化而改名为《世界历史百科全书·人物卷》出版（商务印书馆，1992年）。我们还为人民出版社翻译了《苏共十四大速记稿》，也是由我担任总校对，因为形势变化的原因该书未能面世。

管教学的校领导对我是重视的。1959年我就听说，校领导要提拔我当教研室的副主任。校领导如有关于俄语方面的问题，还专约我帮助解决。一九六○年代下放干部，有的去了中学，有的去了县城，而我则一直未动，据说是要留种子，以备俄语再次兴起时不致措手不及。在郑州大学和郑州工学院合并数年后又分开分流一部分干部和教师时，郑州大学说，外语教师你们随便挑，可是郑州工学院指名要我时，郑州大学却改口说，叶芳来不行，除了叶芳来，你们随便挑。有一年，省委要派一个代表团去苏联进行考察，让郑州大学出一名俄语教师任翻译，校领导指名由我陪同前往，后被某人给挤掉了，据说一路闹出不少笑话。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要说明的是，以上事例我都是事后知道的，是人家有意无意透露出来的。我对此类事情的感觉和态度，就好像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一样，没有强烈的反应，我不太重视这些名分。我从小就担任过这“长”

那“长”

，这“主任”

那“主席”

的，卸任以后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挺自然的。加之受过“历史问题”

的打击之后，我为人更加低调，不想引火烧身，对那些称谓首先是婉拒，然后是埋头苦干去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河南省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主席、郑州市翻译工作者协会主席，我就是在这种心情下婉言谢绝的。但是，我主张做事，抓紧时间做事，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做自己经过努力能做好的事。

毫不夸张地说，在工作上，无论在哪所学校，最后我都是最好的，或最好的教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