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诛毛文龙辨析武汉大学关文发（第3页）

，从而提出了移镇的动议。[32]工科给事中潘士闻更指劾毛文龙说：“故智将动有成算，勇将所向无敌，未有翱翔海上八年，未复一城一池而可以言智；敌来深慝穷岛，敌去仍言牵制而可以言勇。”

[33]山东总兵杨国栋曾列举文龙十大罪，其中第二条是：“设文龙于海外，原为牵制不敢西向也，数次过河，屡犯宁锦，全不知觉，牵制安在？！”

[34]如果说，对明朝官员上述弹劾疑有党争成见的话；那么，十分熟悉毛文龙内情的朝鲜，他们的看法当可作为佐证。早在文龙入据东江不久，朝鲜备边司即上启说：“毛将所为，不思甚矣。贼冲宣川，不过数百骑，曾不一只箭，骈就戮，有同群羊之见猛虎，其无胆勇，据此可想。为今计莫若藏踪秘迹，使虏不得窥觇去留。”

[35]当时毛文龙连藏身之所尚且不得安稳，那里谈得上牵制。其后的情况，也并不见得有什么根本的好转，天启三年六月，柳公亮自毛营还，向朝鲜国王李倧汇报说：“以其兵力观之，似无剿胡之势。张晚去时结阵以见之，而军皆疲劣。虽或见小利而动，恐难举大事耳。”

[36]直到文龙被诛的崇祯二年，特进官李景稷仍然说：“毛之军势疲甚，其意只欲安座岛中，享其富贵而已。”

[37]所以《李朝实录》对毛文龙开镇八年总的评价是：“蛰居孤岛，徒事张皇，”

[38]“今则徒享富贵，无意进取。识者皆忧其终不利于中原，而为我国之深患。”

[39]谈迁撰《国榷》，对于“斩帅”

是持非议的；然对文龙的所谓牵制，却不敢恭维，他说：“将东江偏隅果足慑建虏之魄乎？曰：非也！皮岛去建虏较远，牵制本影响，而建虏善疑，得略为瞻顾，或未即决计而南响也”

。他还特地引用姜曰广的话说：“其言牵制，非也，鞭长不及马腹也。……东江之师，非荒忽苑在，胡马久蹴之，同铁山尽矣。”

[4o]即使是后来以“擅杀大帅”

的罪名，参与迫害袁崇焕的王永光，也曾不得不承认：“海外之师为牵制也，有须弥岛之退，又有攻掠海州之报，以牵奴者而牵于奴，文龙伎俩已穷。”

[41]由此可见，毛文龙的“牵制”

，只不过是有名无实的虚套罢了。

三、关于毛文龙是否当杀

袁崇焕之诛毛文龙，到底是功、是罪、是过？最关键的问题，当然是在于毛文龙是否当杀。大量事实证明，文龙自据有东江后，独霸一方，骄横跋扈，其后更背着朝廷，一再进行通敌叛降活动。袁崇焕在斩毛文龙时所宣布的十二大罪，并非什么凭空捏造或随意上纲，而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下面，准备择其中之主要者，略作考辨。

罪之一：“****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

毛文龙自称拥兵二千余万。[42]朝中对此极表怀疑，天启六年，姜曰广、王梦尹奉诏出使朝鲜，准备到毛营阅视，毛文龙却口出悖言说：“阅不阅在我。不惟阅不阅在我，并他去不去亦不由他也。”

[43]姜、王回朝后疏言：“文龙兵册十五万，能用者只二三万；”

[44]登莱道王廷试则额定为二万八千人，[45]两者的意见是大体相同的，但毛文龙对此却大为不满。对于这一点，《国榷》也承认：文龙“渐骄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饷又过多，岁百二十万，兵二十万，朝论多疑而厌之，以身握重兵，又居海岛，莫能难也。”

[46]朝鲜方面也曾指责说：“毛都督欲使我国称颂其功，虚张军兵之数云，无理甚矣。”

[47]由此可见，毛文龙之不受节制，当是事实。有些学者引《崇祯二年六月蓟辽督师题本》曾经提到：毛文龙“毅然愿编营伍受节制”

一语，认为文龙“既然有所转变，何必吹毛求疵非杀不可。”

[48]但考诸《题本》，此语只不过是叙述事件之展过程，紧接此语之后，即有“（袁）曰：营伍定，则年终必行甄别，祖宗自有法度，不得假也。文龙于是悔其言之失，私对副将张翥曰：我姑以此了督师之意，其实营制难，我只管包完东事便了。臣于是悉其狼子野心，终不可制”

等语，这分明是揭露毛文龙在督师面前耍手腕，怎能说是毛文龙已“有所转变”

呢？！

罪之二：“说诳欺君，”

杀降冒功。这是毛文龙利用其远据海岛而惯用之伎俩，但其实也是漏洞最多、暴露最早的问题。文龙入据镇江之初，即遭后金还击，“斩游击刘某及兵千五百级，文龙仅以身免。”

[49]但文龙匿败不报，为登莱通叛王一宁所告，由于文龙“媚魏忠贤为奥援”

，一宁反被诬，逮治论死。[5o]天启四年，“时秀水谭昌言为登莱参政。毛文龙药辽人舌献俘，昌言廉得之，密与解药汤，旬日舌清乞命，皆辽人也，言其实，编为农。”

[51]同年七月文龙又报三捷，“献浮十二人，而稚儿童女居其八，（袁）化中力请释之，因言文龙叙功之滥，忠贤素庇文龙，益不悦。”

[52]后来，袁化中被拷死狱中，这是因素之一。天启五年八月，户科杨文岳曾就毛文龙献俘七名，途至广鹿岛又换回六名一事，上疏参驳说：“臣闻之不胜惊疑。夫献俘一事，奏之皇上，告之祖宗，用以远播威德，昭示宠灵，此何等大事，乃忽然解来，忽然解去，前解者，不知何以遽？后换者，不知何处解来？支吾不一，真假莫知。以报功则涉混，以对皇上则似欺。乞严敕该部查审真伪，仍谕毛文龙，以后开报军情务从真实。”

[53]兵部在覆文龙疏中也指出：“外议啧啧，犹有不敢尽言者”

。对于毛文龙的冒捷献俘，不仅“中朝颇知其妄”

，[54]朝鲜方面的记载也是明确的：“（李）廷龟曰：（毛）都督不修兵器，不炼军士，少无讨虏之意，一不交战，而谓之******捷；仅获六胡，而谓之六万级，其所奏闻****，无非皆欺罔之言也。”

[55]罪之三：“刚愎撒泼，无人臣礼。”

这显然不是指毛文龙所转呈的后金书信中有冒犯语言；而是指文龙本人的真意。对于这一点，《督师题本》讲的是清楚的，即：“近且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等语，据登莱道申报，岂堪听闻。”

联系到毛文龙曾于崇祯元年春突然拥兵至登州，声言索饷；以及他致皇太极的私通信件中有“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

之语，[56]可见事情并非偶然的巧合。

罪之十：“交结近侍。”

这也不是指魏忠贤专权时期的一般应酬，而是指派遣心腹，“辇金京师，拜魏忠贤为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