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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易冷刘宇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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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苇望着暗沉沉的床顶。

这床是他们回到南京之后家里境况好起来时,父亲从一个破落户家里用极低的价钱买来的,母亲喜欢得不得了,说是她睡上两年,就让给淑真小姊妹俩个,没想到妈妈就死在了这床上。

淑苇捧着浅碟子,看着里面一颗一颗腌得红紫的杨梅,好像是一颗颗活活地扑腾扑腾跳着的小心。淑苇吓得把碟子摔了出去,碰在地上砸了个粉碎。

淑苇扑在姐姐怀里无声地痛哭起来。

她觉得心口微微地有东西哧哧地漏走了,好像她的心上破了一个洞。她想着念着的那些光亮的,暖的,明朗的东西,她最初的向往,一点点地就这么哧哧地从身体里漏了出去。

拈针死了,邻居们都在背地里议论,大家都说江裕谷命硬,克死了老婆,现在连小老婆也克死了,还都不是什么好死,这一进院子真是不吉利。

渐渐地有话传到江裕谷的耳朵里。江裕谷起了要搬走的心。

搬的那天,淑苇跟在父亲身后走出院门。

这里这许多天里她第一次见着父亲,她不敢看他的脸孔,只觉更加冰冷阴森,只看着他长衫的后襟,一路走了出去。

等马车向前走了,淑苇忽地觉得,她在这小院子里过的这几年的一件件小事通通涌上了心头,纷乱成一团麻线,她趴在挡板上一个劲儿地朝那院子看,门口站着大约是邻居家的小孩,渐渐的成了一个小点,看不见了。

自这一天起,江淑苇不敢再接近父亲。

又打仗了,这一回,是委员长的部队跟共产党的军队打了起来市面上更乱了。

钱越来越毛了,东西越来越贵了,张妈每天出去买菜都要揣上一摞厚厚的钱。回来不禁咂舌道,下回上街,说不定买个顶针得要用个麻袋来装钞票。

做工的在罢工,学生在闹罢课,街面上成天闹哄哄,像一锅永远也煮不开却一直咕嘟着的水。刺耳的警笛声疯了似地响着。大批的军警在街上奔跑来去,拉了高压水龙头朝游行示威的人群冲,路上汪着水,被无数双脚踩着稀脏,有两次还投了催泪弹。

南京是像座喷发的火山,到处流淌着滚烫灼热的岩浆。

江裕谷的生意却越发地好了起来。

他那精明的嗅觉又一次地给他带来了好运,早些时候,在钱变毛之前,他便开始将赚得的钱换成金条存起来,到这个时候,他的手里,已颇有几个积蓄了。

江裕谷打定了主意绝不参与罢市这种蠢事,别家罢市更好,没处买米,隔了几条街的人都会到江家米店来,傻子才不挣这样的钞票。管他谁打得赢谁打得输,只要是个人,他就得吃饭。

米店的规模扩大了,玻璃店子也修整了一下,他居然还买了一点上海纱厂的股票。

姐妹俩还上着学,衣着也光鲜了许多,原本就长得修眉俊眼,有三两件好颜色衣裳一穿,就如同两个粉妆玉雕的洋娃娃似的,那一个小的男娃,如今是江裕谷的心尖与命根,他狠狠心,一个月里头让儿子喝上一罐美国的克林奶粉。

下一步,江裕谷是想要买一幢真正属于自己的院子,最好是那样几进几个院落的齐整房子。

张妈却时常摸着淑苇姐妹的头叹气。

男人是不能有钱的,尤其是这样突然地就有钱了起来,那他是一定要作一作的。

张妈想,他总归是要再找一个的,毕竟还不到四十,手里握了点钱,又生得有点模样。只是要苦了三个孩子,有后妈便有了后爹。

沈佑书的大哥沈佑安在这一年的冬天到来的时候加入了国军空军幼年学校。是佑书父亲的旧部下牵的线,他说佑安是国军的后代,自然是要加入国军,也算子承父业。况且,佑安成为一名军人,从此便是党国的人了,自有党国替沈家养着儿子,沈家妈妈从此可以少操一分心。

第一场细雪飘起来的那一天,佑书跟母亲一道送走了大哥。

他们的头上都染了白白的一层雪气,这个城市,雪也不成个气候,混着雨与冰粒,沙啦沙啦地打在屋顶与地面上。佑书紧拉着母亲的手,一步一滑地送走了大哥。

佑书记得,大哥最后一刻还伸手在他的头顶上拍了一拍,拍得他一直忍着的鼻涕终于从鼻孔里落下来,大哥呵呵直乐。

那是沈佑书最后一次见到他的亲兄弟。

此生再未谋面。

轰隆隆的炮声在南京的上空响着。

都说共产党要过江来了。可是委员长说,长江,是天险。

这个古旧的城市,被长江拥着护着,又走进了新的一年。

三十的晚上,鞭炮声与大炮的声音相呼应。

老百姓便又熬过了一年。

解放

四八年年底,江裕谷终于实现了自己一段心愿,十根大金条子从一个要撤到台湾去了国军高官手里买下了独门三进的小院。

那小院原本是那高官为一个极宠爱的外室买的宅子,这会儿他急着要带着一家大小走,虽是咬牙放血,可也顾不得了。那些大而笨的家俱也一并便宜了江裕谷。

过了年,江家一家大小就搬了过来。

前一进院子住了帮工与伙计,中间的一进是江裕谷住,两层小楼,上下四大间屋子两间堂屋,小楼青砖灰瓦,走廊宽阔,只是栏杆斑驳,院里是青石的铺的地,桐油勾缝,年代久了,青石略有些松动,石缝里冒出一丛一丛细瘦的草,四面的院墙上爬满了青藤,藤叶茂盛无比,异样地齐整,一片叠着一叠,一层盖着一层,码出来似的,看得久了,竟惹得人胳膊上起一层鸡皮疙瘩。

最后一进是女眷住的,最常见的南方小院格局,堂屋,东西箱房,花窗,合页门,回廊,廊下有巨大的专接雨水的水缸,搬家的前一天正下过一场大雨,淑苇跨进小院时见到瓦楞间滴下的水滴落在水缸里,敲出点点断续的声响。

江裕谷为着这一处房子整整有一个月的时间步子都是飘着的,他不时地回想起当初与父亲依着城墙搭起来的那个小披屋,人进去需得弯着腰,地上挖了个坑,架了一口锅。

四九年,南京的春天来得特别急促,三月里整整一个月还是春寒料峭,直到清明前,人们还穿着小棉袄。

过了清明,气温马上升上来,暖哄哄地,春天带着一片声响来了。

那是植物绽出新芽的声音,风吹皱河水的声音,是飞鸟在天空扑啦着翅膀的声音。

还有下关长江边隐隐的闷雷一样的声音。

是炮声。

淑苇这一年十五了,在四女中读着书。还是少不更事的孩子,也敏感地感觉出,那一种飘荡在每一个日子里的躁动不安,活像竹杆子上缠裹了一层破布条,迎风扑啦,惹得人心焦躁,一片一片地长了毛。

从二月份刚开学起,淑苇他们四女中的校园里,便经常会出现吓人的标语,说共产党马上要打进来,共产党是朱毛军队,身上长毛,非常凶,来了要杀人,跟日本人一样……。淑真初中已毕了业,闲在家里两了,江裕谷眼看着面前两个花骨朵一般的女儿,忧心忡忡,有心再避到乡下老家去,叫张妈打好了行礼,还上三个孩子和一个帮工先走。